吴子良的话起了一个误导作用，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后人多信以为真，以为水心真的不满四灵。宋人黄震就说：“余观灵舒，四灵之一也，水心所以斥骂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诗名者，尚遥拜之为宗师，可叹也已！”黄震《读水心文集·翁灵舒诗集序》，《黄氏日钞》卷六十八。
§§§第四节 潘柽与四灵
在我们的印象中，南宋永嘉诗人学习晚唐体是从潘柽开始的：“姜夔的朋友潘柽，更直截了当地以晚唐诗风与江西诗风对抗，开了“四灵”的先声。”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83页。 “永嘉学派与之立异，提倡唐律近体。先由潘柽开端，接着是四灵并驾齐驱，在叶适的鼓吹下而声名大振。”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449页。程千帆先生还引了明人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和清人历鹗等《宋诗纪事》中的相关资料为证。这两条资料有些出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一、两种说法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十六之“赵师秀”条云：
自乾、淳以来，濂、洛之学方行，诸老类以穷经相尚，时或言志，取足而已，固不暇如昔人体验声病，俾律吕相宣也。至潘柽出，始倡为唐诗，而赵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
厉鹗等人的《宋诗纪事》卷五十九之“潘柽”条说：
叶适为之序云：“德久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者，皆本德久。”
我们发现，这两段话其实有些不同：徐象梅明确地说是潘柽始倡唐诗；而《宋诗纪事》则较含糊，只是引用叶适的话说“永嘉言诗者，皆本德久”，并未说明是“言唐诗者”，而“言诗者”与“言唐诗者”有着本质不同。
要解决这个疑问，当然最好是找到叶适原话了。但原文已遗佚，于是由叶适而下寻觅，在方岳的《秋崖集》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潘君德久诗，不宫不商，自成音调。水心谓“永嘉言诗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试席，如深丛孤罴，一第溷渠耳，顾乃鹖其冠为老阁门士，固有不遭如此。方岳《潘君诗卷》，《秋崖集》卷三十八，四库本。
方岳与叶适同时而稍后，从理论上说他的记录应较为可靠，因此叶适当确实说过“永嘉言诗皆本德久”这类话。稍稍后于方岳的韦居安在其《梅涧诗话》中也有一记录：“永嘉潘柽，字德久，号转庵。水心先生序其诗集，言德久十五六，诗律已就，永嘉言诗，皆本德久。读书评文，得古人深处。”韦居安《梅涧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552页。韦居安的话与方岳之语完全吻合，后来《宋诗纪事》正是沿袭了这两家的说法。
然而方回的记载有些不同，其《瀛奎律髓》说：
转庵潘柽字德久，永嘉人，叶水心快称其诗，竟谓永嘉四灵之徒凡言诗者，皆本德久。方回评潘柽《题钓台》，《瀛奎律髓汇评》，第146页 。
与方岳等人的记录对比，方回这段话多了“永嘉四灵之徒”等字。也就是说，到方回这里，“永嘉言诗者”变成了“永嘉四灵之徒”，有了确定的指称，潘柽也就自然成“四灵之徒”的老师了。又因为四灵等人以言晚唐诗出名，晚唐诗在当时又可称“唐诗”，于是潘柽便成了永嘉言唐诗的始祖。因此，明弘治《温州府志》就说：“自乾、淳以来，濂、洛之学方行，诸老类以穷经相尚，时或言志，取足而已，固不暇如昔人体验声病，俾律吕相宣也。至潘柽出，始倡为唐诗，而赵师秀与徐照、翁卷、徐玑绎寻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 “赵师秀”条，弘治《温州府志》卷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 同卷“潘柽”条也云：“生平喜为诗，下笔立成，声名藉甚，人莫能俦。永嘉言唐诗，自柽始。”这是今见最早直接说潘柽首倡唐诗的说法。其后的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康熙《温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以及《四库全书》（《两宋名贤小集》之潘柽条）等均沿袭了弘治《温州府志》的说法，以为“潘柽始倡唐诗”。
于是，我们便能看到关于潘柽的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从方岳到韦居安再到《宋诗纪事》的历鹗等人，他们只说“永嘉言诗，皆本德久”；另一种说法是从方回开始，到后来的弘治《温州府志》、《两浙名贤录》、康熙《温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四库全书》，再到现在的一些文学史，以为潘柽始倡唐诗，而四灵之徒则“绎寻遗绪”，步其后尘。这样，问题的焦点便集中到了潘柽的诗风上了。
二、潘柽的诗
潘柽的《转庵集》今已佚，这无疑又使问题复杂化了。北京大学编的《全宋诗》以《两宋名贤小集》为底本，共得潘柽诗20首、诗句1，这便是目前能找到的潘柽所有诗作了。今存这20首诗经过陈思编选，是最接近“唐诗”的作品。其中古体三首，五律三首（四灵则专攻五律，靠五律成名，葛天民《简赵紫芝》谓其“五字已专城”是也），七律七首（这是潘柽最得意的体裁，他与友人唱和之作几乎全是七言；而四灵则“七言律大率皆弱格，不高致也”方回评赵师秀《病起》，方回《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四，第1601页。），另有七绝七首，无五绝（这一点与四灵相似，四灵绝句中几乎没有五绝，全是七言）。
许及之《得赵昌甫诗集转呈转庵却以谢梦得诗见示有诗次韵》云：“转庵活法已参遍，何止得心乃得髓。”“活法”乃江西派之吕本中所言，可知潘柽诗有近江西之处。许及之另有《次转庵用坡公韵并简洪樗野》、《次转庵寄用坡公韵》等诗，可知潘柽诗又学苏轼。因此，潘柽并不专言唐诗。
方岳说过：“潘君德久诗，不宫不商，自成音调。水心谓‘永嘉言诗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试席，如深丛孤罴，一第溷渠耳。”方岳《潘君诗卷》，《秋崖集》卷三十八。所谓“不宫不商”，应当是说潘柽的诗歌没有明显的派系特征，无法进行简单归类，所以只好称为“自成音调”。若是明显的晚唐体风格，是不好称为“自成音调”的。叶适说的“永嘉言诗皆本德久”，当并不是说潘柽在永嘉首倡唐诗，而是说潘柽在永嘉一带地位极高，享有盛誉，因此才“意其傲兀试席，如深丛孤罴，一第溷渠耳”。
另外，韩淲《别德久丈》称：“四海老转庵，清诗晚更传。几回看点笔，顷刻诵成篇。”潘柽能够落笔成诗，当是个快手，因此他应当不是那种苦吟成诗的作者，与四灵等 “磨砻双鬓改，收拾一编成”徐玑《书翁卷诗集后》，《永嘉四灵诗集》，第139页。的晚唐体诗人迥异。
综上所述，潘柽之诗应当是与中兴诗人的风格类似，既能作唐体，又能作江西体，而并不单言唐诗。
三、潘柽的交游
今存潘柽诗中，有与陆游、姜邦杰、姜夔、娄舜章四人唱和的诗作，检阅南宋中后期的材料，又发现陈造、许及之、周会卿、韩淲、陈宓、叶适、永嘉四灵、刘克庄、赵仲白等人与潘柽交游。这些人大略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较早的诗人如陆游、姜邦杰、娄舜章、姜夔、陈造、许及之、周会卿、韩淲、陈宓等，他们多是属于中兴诗人群体，诗歌既有晚唐诗的一些特点，又有江西诗的一些特点。也正因如此，人们一般不把中兴诗人的那些近“唐诗”的作品称为“晚唐体”。另外，他们一般并不公开提倡“唐诗”，其中陆游等人甚至还攻击晚唐诗。很难想象身处那种大环境下的小诗人潘柽会敢于进行纯粹的晚唐体写作。
另一类是叶适、四灵、刘克庄、赵仲白等较潘柽稍晚的诗人，除刘克庄外，其他六人都是永嘉人。其中四灵、赵仲白都有向潘柽学诗的可能性。但前文已说过，四灵与潘柽在作诗态度、诗体、风格等方面均有着一定差距；而且四灵等人与潘柽交往，都是以友朋同辈的身份进行，如徐照《哭潘德久》说：“不得身为郡，归来两鬓青。方言营隐地，岂拟落文星。字有佳人学，琴无野鹤听。伤心共吟处，残墨在窗棂。”徐玑《潘德久挽词》说：“只为吟成癖，官闲乐有余。病惟亲笔墨，贫亦买琴书。别奠临西野，春风入故庐。悠悠想精魂，如赋钓台初。”从“伤心共吟处”一句就可看出，四灵与潘柽是平等的朋友关系，并不存在四灵向潘柽学诗的问题。若真如弘治《温州府志》所言，四灵是“绎寻遗绪”、学于潘柽，四灵当会于潘柽挽诗中有所表示。
赵仲白应该也未曾向潘柽执弟子礼，刘克庄《赵仲白墓志铭》：“仲白性不妄交，与潘柽、赵师秀论诗，曾极论《参同契》，则暗合。”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八十四。可见三者关系亦在朋辈之间。
然而叶适应当是确实说过“永嘉言诗皆本德久”之类话的，这从他的《诗悼路铃舍人德久潘公》绝句中可见：
诗人冥漠去何许，花鸟相宽不作愁。耆旧只今新语少，九原唤起韦苏州。
忆昔论诗不自镌，上规雅颂谁复先。此弦合为何人绝，重抚遗编一慨然。
“上规雅颂谁复先”是“永嘉言诗者，皆本德久”的另一种说法，可证明叶适确实说过这一类的话。且以“韦苏州”为喻，可见潘诗确有近唐诗之处，但韦应物当时并不属于“唐（晚唐）”的范围，这个“唐”与“永嘉言唐诗者皆本德久”中的“唐”字并不是一个概念，而且永嘉言诗者并不一定就是指四灵。所以叶适的话只能这样理解：首先，潘柽确实是永嘉地区较有成就的诗人，并因此在当地享有较高的地位；其次，潘柽是属于中兴诗人那一批的，他的诗歌也同样具有江西诗和晚唐诗的特征，两种诗风的因子都具备，因此两种风格的永嘉后学诗人都有可能从潘柽这里得到启示。这就像杜甫一样，江西派可当他作“一祖”，晚唐体也以其为遥宗。从这个角度去说“永嘉言唐诗者皆本德久”也未尝不可，但不可将之理解为在永嘉“首倡唐诗”。
四、谁在永嘉首言唐诗
永嘉首倡唐诗者当是四灵。一是因为当时文献多作如此记录，一是因为四灵的名气较大，推动了永嘉乃至整个诗坛“言唐诗”。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找到叶适的原话，《徐文渊墓志铭》说：
初，唐诗废久，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
又其《徐道晖墓志铭》云：
然则发今人未悟之机，回百年已废之学，使后复言唐诗自君始，不亦词人墨卿之一快也！
叶适在这两段话中已明言，在永嘉，唐诗是“废久”的，四灵出，唐诗才“复行”，四灵具首倡之功。若是前有潘柽首作唐诗，怎么能称之为“废久”，又怎么能说“后世复言唐诗自君始”呢！
如果叶适之语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话，尚有王绰《薛瓜庐墓志铭》、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刘克庄《林子显诗序》、范晞文《对床夜语》等亦作如是记载，以四灵为永嘉言唐诗的首倡者。
四灵的成功与他们首倡“唐诗”有很大关系。在江西诗风与理学诗风泛滥之际，四灵举起晚唐大旗，给诗坛吹去一股清新之风，让人耳目一新。正如刘克庄在《题蔡炷主簿诗卷》中所说：“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是四灵开启了南宋中后期的晚唐体之风，并成为其中之“矩镬”《四库全书总目·梅屋集提要》：“（许）棐生当诗教极弊之时，沾染江湖末派，大抵以赵师秀等为矩镬。”。而在四灵的家乡——永嘉，四灵也有了无数的追随者，王绰在《薛瓜庐墓志铭》中说：“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认，则又有瓜庐隐君薛师石者焉。……继诸家之后，又有徐太古、陈居端、胡象德、高竹友之伦。风流相沿，用意亦笃，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岂不盛哉！” 其影响之广、成就之大，当不是潘柽可比拟的。
那么，方回为何说叶适“竟谓永嘉四灵之徒凡言诗者，皆本德久”呢？这或许与方回的诗歌立场有关。方氏以江西诗派继承者自居，打击晚唐体不遗余力。四灵是南宋晚唐体的直接提倡者兼领袖，方回自然要设法削弱四灵光辉。所以除对四灵诗进行批判之外，还得夺去四灵的首创之功：“晚唐特老杜之一端，老杜之作包晚唐于中，而贾岛、姚合以下，得老杜之一体。叶水心奖四灵，亦宋初九僧体耳，即晚唐体也。……近世学者不深求其源，以四灵为祖，曰‘倡唐风自我始’，岂其然乎？”方回《跋许万松诗》，《桐江集》卷二。 这样，远有宋初九僧诸人，近有潘柽，皆作晚唐诗，四灵只是随波逐流罢了。这便是方回自作主张，将“永嘉之徒”换为“永嘉四灵之徒”的目的所在。
小结：本章就永嘉四灵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四灵选择晚唐体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并非纯然出于兴趣。这一选择有晚唐体作为一种新兴诗风更适合他们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江西诗风已没落，再投入其中已不大可能“名家”。作为宋代晚唐体的重镇，四灵对江西诗风进行了抨击，并注意在诗歌中对江西弊端进行矫正，处处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的“圆”、“和”等口号皆是出于这种背景。四灵的成名与叶适有相当关系，叶适之所以提携四灵，有诗歌理念相近的原因，有乡曲之私，甚至还有哲学上的考虑。潘柽一直被认为在永嘉地区首倡唐诗，本章对此进行了一番探寻，结果发现有关的说法看来相似，实则有重大区别，而潘柽充其量只是给了永嘉“言唐诗者”一些启发，真正首倡唐诗者当是四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