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一词频繁出现，说明它已得到学界的认可，进入了文学批评语汇之中。此后这个问题一再成为关注的焦点。当然，这里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外延不清晰。对于晚唐的时间段划分，宋人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晚唐”上限应该是元和以后，包括姚合和贾岛：“予选诗以老杜为主，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诸人，贾岛别开一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方回评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9页。持这种意见的占多数。另一种意见认为，“晚唐”上限应该推后到大中以后，不包括姚合和贾岛：“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作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陆游《跋花间集》，《渭南文集》卷三十，四库本。这两种意见各有道理，在宋人中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只是到了元明以后，“四分法”逐渐占据了优势，以大中为晚唐上限的分法才被普遍接受。
§§§第二节 宋人的唐诗分期
“晚唐”一词的使用，反映了宋人对于唐诗分期的思考。之所以要对唐诗进行分期，无非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唐诗。对于唐诗的分期并不是简单的事，宋人在唐诗分期的问题上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留下了许多闪光的见解。
不过关于唐诗分期的工作早在唐末就已经开始，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司空图，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有如下一段话：“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甚。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趋味澄夐，若清沅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力掠而气孱，乃市都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司空图似乎将唐诗分为了五个阶段：沈、宋之前是一个阶段，沈、宋至李、杜等人为一个阶段，大历为一个阶段，刘禹锡、贾岛等人为一个阶段，此后一个阶段。司空氏的唐诗分期，今天看来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其准确性亦令人咂舌，后来严羽对唐诗的分期便与之十分类似，看来严羽在此问题上是“参考”了司空氏的意见。
我们说过，欧阳修的“唐之晚年”一词的出现便表明了宋人对唐诗分期的工作已经开始，但欧阳氏的话过于简单，无从知道他对唐诗的各个阶段究竟如何划分。而我们所知最早对唐诗进行系统分期的宋人是吕南公，吕氏在写于熙宁三年（1071）的《韦苏州集序》中说：
初，余未读韩退之、杜子美集时，适读薛许昌、郑守愚诗，而尝读韩、杜者以余为笑，谓其读之卑也。方是时，余遭笑，骇且自恨，不识夫读之入于高者，奚独人能而我顽莫入者，何故？其后，余年二十三始读昌黎文，又明年亦读少陵诗矣。……异时更读孟东野、王摩诘、张文昌、李太白等，乃至泛读沈、宋以来至于晚唐诗人集本焉。吕南公《韦苏州集序》，《灌园集》卷七，四库本。
从这段话看来，作者似乎将唐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沈、宋是一个阶段；韩、杜、孟郊、王维、张籍、李白等人是一个阶段；晚唐的薛能、郑谷等人是一个阶段。吕氏的这段话可说是“三唐说”的最早版本。
沈括虽然没有留下完整的对唐诗分期的意见，但他谈到了他所理解的“晚唐”：“晚唐人士，专以小诗著名，而读者灭裂。如白乐天《题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诗云……又陆龟蒙作《药名诗》诗云……”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第83页。，将白居易也算作“晚唐”，这是不多见的，这样唐诗就只能进行“二分”了，而这样的二分对于唐诗来讲意义并不大，故后人一般将白氏分入“中唐”或“盛唐”。
北宋后期的蔡居厚对于唐诗各个阶段的划分也颇有特点：
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唐初，余风犹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净尽矣。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宋诗话辑佚》，第379页。
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大和后，风格顿衰，不特不知渊明而已。同上，第380-381页。
唐自景云以前，诗人犹习齐梁之气，不除故态，率以纤巧为工；开元后，格律一变，遂超然越度前古，当时虽李、杜独据关键，然一时流辈，亦非大和、元和间诸人可跂望。同上，第384页。
诗家有假对，本非用意，盖造语适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韩退之“眼穿长讶双鱼断，耳热何辞数爵贫”，借“丹”对“白”，借“爵”对“鱼”，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诸人，遂立以为格。贾岛“卷帘黄叶落，开户子规啼”，崔峒“因寻樵子径，得到葛洪家”为例，以为假对胜的对，谓之高手，所谓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同上，第400页。
蔡宽夫可能是在诗学领越首次使用了“唐初”这一概念的人。虽然“唐初”与“初唐”还有些不同，但毕竟是一个开端，所以意义非凡。再来看看他对唐诗的分期，蔡氏将唐诗分为了四期：第一期是“唐初”，他认为这时的诗只是齐梁诗风余响，谈不上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具体时间是从唐开国到景云、开元之前的近百年的时间；第二期是开元到元和之间的百年，蔡氏认为这是唐诗的黄金时段，“超然度越前古”，成就了唐诗那不可企及的高峰；第三期是元和到大和约二十年的时光，包括白居易等人，这时的诗歌已经是“风格顿衰”，开始走下坡路了；最后一期是大和以后到唐亡约八十年的时间，包括贾岛等人，这时的诗风是蔡氏批评的主要对象：“无风骚气味”蔡居厚《诗史》，《宋诗话辑佚》，第441页。、“气韵甚卑”同上，第448页。蔡氏的分法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唐诗初、盛、中、晚的轮廓，开后来“四唐说”之先河。
张耒曾谈及对于晚唐的看法，《评郊岛诗》说：“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张耒《张耒集》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96年，第805页。宋人多将孟郊与韩愈一起分为中唐，而将贾岛算作晚唐。作者却将孟郊亦算作“唐之晚年”的诗人，相当于是将“四分法”的中唐部分也划归晚唐了，这与沈括的看法有些类似。
前文已云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是江西诗派的黄金时代，人们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品评、模仿江西诗风之中，因此对唐诗的关注较少，对唐诗分期的讨论自然也暂告一个段落。当然，零星言论尚不乏，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
予尝与能诗者论书止于晋而诗止于唐。盖唐自大历以来，诗人无不可观者，特晚唐气象衰苶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页。
他至少将唐诗分为了三期：大历以前是一期；大历到晚唐之间是一期；晚唐是一期。
对晚唐诗的再度关注是在南宋中后期，确切地说，是自杨万里、陆游等中兴诗人开始。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极为复杂，对唐诗分期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诗云：
天未丧斯文，老杜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乃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
又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作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陆游《跋花间集》，《渭南文集》卷三十，四库本。
他以李杜活跃的天宝之前作为一期，这是作者所歆羡的；元白活跃的天宝以后至大中以前为一期，作者对这一期的诗人已经有所不满，“长恨不逮”；晚唐即温李活跃的大中以后又作一期，这时的作品“令人欲焚笔”，被作者所批判。因此陆游至少也是用了三分法。
二分法在南宋也得到了认同。与陆游同时的曾丰相当激进地认为“自唐大历后，二百年无诗”曾丰《用山谷新诗徒拜嘉之句为韵》，《缘督集》卷二，四库本。，这样，他便只能以大历为界，将唐诗分为两期。而朱熹也认为“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着律诗，又为一等。”朱熹《论诗》，《御撰朱子全书》卷六十五，四库本。便是以沈、宋登上诗坛为界，将唐诗分为了两期。
当然，总体来讲，赞成两分法的人并不多，那样毕竟失之于简单，南宋后期的姚镛便又提出了“四分法”：
诗盛于唐，极盛于开元、天宝间，昭、僖以后，则气索矣。姚镛《题戴石屏诗卷后》，《雪蓬稿》，汲古阁影钞南宋六十家集本。
他将开元以前作为一期；开元、天宝之间是诗的“盛”时，作为一期；天宝以后至僖宗咸通以前作为一期；咸通以后的诗因“气索”而不足观，故为一期。
严羽将唐诗分为了五期：
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第一次出现“盛唐”的提法）、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