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很多成功的政治家，也有很多成功的商人。但既能成为著名商人，又能成为著名政治家的则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商人的思路和政治家的思路往往格格不入。吕不韦是一个例外，他用商人思维“玩转”政治，开创了中国政治的新“玩法”。
经商：吕不韦的第一桶金
吕不韦能够成为秦朝建立前夕最重要的宰相，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商业成就。如果他不是一个富商，他就不可能有一场政治上的豪赌，而没有这场豪赌，他就没有辅佐秦国君主的机会，没有了这个机会，他就成不了宰相。
吕不韦生在乱世，又投身商界，可以称得上身处乱中之乱。
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
东周各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互相攻伐，到此时，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
那是一个狼烟四起、战火连天的时代，那是一个杀人如麻、白骨成山的时代，那是一个雄才辈出、各领风骚的时代，那是一个逞才炫智、风云变幻的时代，那是一个安危无时、兴亡有日的时代……
七国之中秦最强大。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富兵强之基础，在与周边国家的争战中胜多负少，被六国称为“虎狼之秦”。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那个酝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浪淘尽无数风流人物……
苏秦逞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六国“合纵”——动员六国联合起来共抗秦国；而他的同门师兄张仪担任秦国宰相后，则针对苏秦的“合纵”之术开展“连横”——为秦游说列国以破“合纵”。他们纵横捭阖，极尽诡谲之能事。
之后，跑到秦国担任相国的范雎提出“远交近攻”，采取对六国各个击破的战略，开辟了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正确道路……
在那个崇尚利益的时代，也有仁人志士试图挽回世道人心。他们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孟子在游说魏王不被重用之后，与弟子们著书立说，宣传“仁政”；庄子则崇尚自然，独善其身，主张“无为”；被称为先秦“最后的儒者”的荀子继承孟子的思想，倡导尊士养民，强调既重礼也重法；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则主张实行法治、术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一时多少豪杰！
乱世之中，赵国却出了一个奇商巨贾。他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比前面提到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儒家孟子、苟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逊色。
他就是吕不韦。
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
在中国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晋商曾经呼风唤雨、独树一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带的商业就繁荣一时。晋商称雄，可谓源远流长。
晋文公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
吕不韦其实并不是赵国人，而是卫国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说他是阳翟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县。但《战国策》却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濮阳即今河南濮阳。《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说司马迁写《史记》多采用《战国策》所载，未免以偏概全。在为吕不韦写传时，太史公偏不采用《战国策》的说法，特意点明吕不韦是阳翟人，可见必有所本。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经商。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是不错的。之所以如是说，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与吕不韦同时代，赵国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如猗顿、郭纵、卓氏，都富可敌国。
史载“猗顿居猗氏，用盬盐起”。《孔丛子》说他“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他之所以名叫猗顿，极可能与他在猗氏经商有关。猗氏，在今山西临猗之南。现在的山西省临猗县王寮村尚有猗顿之墓。
郭纵是赵国邯郸人，主要靠经营冶铁成为巨富。与郭纵一样，卓氏祖祖辈辈都是赵国人，秦国攻破赵国后，卓氏被迁到蜀地，居于临邛，即今四川邛崃。由于卓氏家族都颇有经济头脑，又有雄厚的资本，所以即使在举家迁蜀之后仍是当地巨富。至西汉时，出了个才子佳人相携私奔的桃色新闻：临邛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与穷小子司马相如私奔了！而卓王孙就是卓氏后代。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一说邯郸城。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在秦、赵、韩、魏、齐、燕六国之间，邯郸处于一个中心位置。高阳先生在小说《清官册》中说邯郸“这个地方在战国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苏秦佩六国相印、倡‘合纵’之说攻秦，秦以张仪为相，用‘连横’之策，与之对抗，鬼谷子门下的这一对师兄弟，各显神通，结果使得邯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样，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所以各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为最适当。而赵国西部今山西地区与秦接壤，所以不管是各国派间谍人秦，或者秦国派间谍渗透各国，亦都以邯郸为‘前进基地’，久而久之，邯郸便成了一个情报市场。”
在这样一个地方，又造就了个乱世奇商吕不韦，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稀奇事。
吕不韦靠经营什么而致巨富的呢？史家却语焉不详。
《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战国策》只是笼统地说他“贾于邯郸”，也未明说他做的是什么生意。不过，《战国策》记载的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泄露了天机。
吕不韦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
其父回答：“百倍。”
由此可以推测，吕不韦很可能做的是珠宝生意。
其实他具体做什么生意并不重要，一句“贩贱卖贵”，也就道出了商贾致富的要诀。
“贩贱卖贵”，通俗讲来，就是“买贱卖贵”。“贩”，照《词源》的解释，就是“贱买而贵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投机倒把”。
说“贩贱卖贵”，人们可以接受。但“投机倒把”这个词，却令人谈之色变。因为这个词是与奸商联系到一起的。1949年以后，“投机倒把”便成了奸商的代名词。
可见，照人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观念来看，吕不韦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货真价实的投机倒把分子。
吕不韦“贩贱卖贵”，百分之百会“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而且他偏偏经营金银珠宝。在经营过程中，也难免会“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否则，他怎么会“家累千金”？
而“贩贱卖贵”、“投机倒把”，就真的这样罪大恶极不容于世吗？我看未必。
所谓“投机”，就是善于找到机会，善于抓住机遇。作为商人，抓住商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倒把”就是倒手。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
“贩贱卖贵”、“投机倒把”，这是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使市场繁荣兴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商人赖以获利的重要途径，无可厚非。
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分工出现后必然产生贸易活动，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商业。
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
到了战国后期，人们已经由以物易物的商业活动进化为以货币为等价物进行商业活动。大量文物证明，山西是我国使用货币最早的地区。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商代铜贝109枚，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1600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由此亦可见晋国商品经济发达源头之远。
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
某种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这是经济学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成为赵国巨富。
在自由经济时代，只要不出现垄断，货物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的时候，商人们便不得不降价销售；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的时候，商人们自然会提高价格。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某一物资供大于求了，其利润自然会降低，生产者、销售者便无利可图，如此一来，生产者则会转产别的物品，那么，这一物资便会渐渐实现供求平衡。
当某一物资供不应求了，生产者、销售者便会提高该产品的价格，无论生产者还是销售者，都会获得丰厚的利润，由此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生产、销售这一产品，那么，这一产品便会多起来，多了便会贬值，在市场上也就能渐渐地实现供求平衡。
经过市场的调节，物资的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居于流通环节的商人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们贩贱卖贵，便无法实现供求平衡。此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记·货殖列传》是司马迁的惊世骇俗之作，从这篇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司马迁洞察世情，而且也可看出他对社会发展的远见卓识。战国时期，虽然各国都重利轻义，但人们口头上却重儒轻商。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举国上下唯一的指导思想，其余一概斥为异端邪说。《史记·货殖列传》由于重商言利，便被班彪指责为“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彪的儿子班固学着他爸爸的腔调骂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贱贫”。如今看来，班彪父子的话真可谓腐儒之论！
“奇货可居”：商人的政治眼光
吕不韦靠着自己过人的商业头脑，成为富甲一方的财阀之后，并没有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商人，而是怀有更大的抱负。而机遇，往往只眷顾有头脑的人，吕不韦正被这样的机遇选择了。
话说某一日，在邯郸做生意的吕不韦在街上闲逛，邂逅了一个落魄公子。
与那个落魄公子一番闲谈之后，吕不韦以其特有的商业眼光发现，这位落魄公子并非凡人，如果机缘到来，将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位落魄公子何许人也？
原来，此人名叫赢异人（后改名子楚），是秦昭襄王的孙子。
秦昭襄王四十年的时候，他立的太子死了。过了两年，秦昭襄王立其次子安国君公子柱为太子。异人便是安国君的儿子。
作为当时诸侯国中第一强国的秦国公子，异人怎么会流落到了赵国呢？
按照当时国与国交往的惯例，两国讲和后，为了互相取得信任，往往要以一个王子或王孙作为人质抵押给对方，以保证两国协约的贯彻落实和两国的和平共处。
这种特别的“人质”当时叫“质子”。
按说，一般是力量弱小的一方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将自己的亲属（一般是儿子或孙子）送到力量强大的一方去做人质。但是，在先秦，力量强大的一方在不能灭掉对方的情况下，也常常将自己的儿孙送到弱小一方做人质，以示绝不相欺。这其实是强国对弱国的一种安抚之计。
可以想象，一旦两国交恶，战事一起，首当其冲的是两国的人质。所以，两国的国君一般不愿将太子或自己宠爱的王子、王孙派到敌国去当人质。做人质的，更多的是庶出的子孙或不被国君喜爱的子孙。
异人就是“秦诸庶孽孙”。
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就是公子柱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个。
倒霉的是，异人的母亲夏姬偏偏不得宠，夏姬的儿子自然也就不讨公子柱喜欢。所以，向赵国送个人质这样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便落到了异人的头上。
异人到赵国当人质，并没有使秦国对赵国的挑衅有所收敛。秦国反而屡次攻打赵国，根本不为异人的安危着想。
赵国君臣也知道异人在秦国的可怜的地位，所以既没有给他应有的礼遇，也没有把他真正当做人质来要挟秦国。他们知道，异人在秦昭襄王和公子柱那里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物，杀了异人，不仅不能削弱秦国的力量，反而给了秦国大举进犯的口实。
所以，异人名为秦国在赵国的人质，实际上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秦赵两国都没拿他当回事。“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我们可以想象异人在赵国的尴尬处境。司马迁记载得比较简洁：“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
出无车，食无鱼，异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落魄公子。
然而，吕不韦“见而怜之”。
堂堂秦国王孙，沦落到这般田地，不由使锦衣玉食的富商吕不韦心生怜悯。吕不韦仅仅是可怜异人的贫困处境吗？非也。
俗话说：“在商言利。”商人固然有怜悯之心，也固然有扶危济困之力，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扶危济困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利益。
还有句名言曰：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吕不韦与异人萍水相逢，之所以对异人产生了怜悯之情，之所以对异人那么感兴趣，是因为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看到了异人未来的价值。
于是，吕不韦说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此奇货可居！”
这句简明扼要的话经吕不韦之口说出之后，成了政客、商人烂熟于胸的一条金科玉律，成了汉语史上一句经典的成语。
吕不韦所具备的商人特有的敏感和独到的眼光，与他关心政治、关心时事是分不开的。
在专制社会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在专制社会中，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得服从于政治。
吕不韦见到异人后便发现异人是一件奇珍货物，颇具投资价值，可以囤积居奇。
他作出这样的判断，自有其理由。
在一般人看来，异人在秦国是最没有前途的一个公子。因为秦昭襄王还健在，秦昭襄王立的太子虽然是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公子柱，但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怎么排也排不到异人将来继承王位。
而这一切在吕不韦看来只是表象。
秦昭襄王虽然健在，但他在位四十多年了，已经垂垂老矣。人都有生老病死，一国之君也不例外。
秦昭襄王立的太子不幸短命而亡，秦昭襄王只得立老二安国君公子柱为太子。安国君这时年纪也不小了。
如果一旦秦昭襄王去世，公子柱必能登上王位，下一步便会选立储君。而未来的储君只能从他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挑选。只要是公子柱的儿子，应该都有机会。相对说来，异人的机会可能是最小的。但对于善于投机的吕不韦来说，哪怕是只有一线希望，也值得一试！
事在人为。吕不韦经过细致了解，发现可以使一线希望变为大有希望，因为，安国君公子柱的老婆华阳夫人没有儿子。
华阳夫人是公子柱最宠爱的女人。公子柱做了太子之后，为了讨好华阳夫人，立华阳夫人为“正夫人”。这就意味着，公子柱即位后，华阳夫人便是王后。公子柱若立太子，应先立华阳夫人的儿子。
而华阳夫人偏偏没有儿子。
公子柱最宠爱的华阳夫人没生儿子，那么，公子柱将来选太子，只能从他并不怎么宠爱的姬妾所生的儿子中挑选。如此说来，异人的机会就大了些。
如果加上一些人为的努力，未来秦国的王位由异人继承，是有可能的。吕不韦慧眼独具地发现了异人身上的投资价值。
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理念，道出了古今中外投资商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即投资时要先确定此“货”是否是“奇货”，即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只有经过考察论证，被确认具有投资价值的“货”才是“奇货”。也只有“奇货”才“可居”，即可以投资。
吕不韦眼中的“奇货”，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废物。也就是说，此货物目前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将来的价值。趁此货物不值钱的时候进行投资，才能指望在将来此货物升值时获得丰厚的回报。
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用其特有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当前，商界和股市出现了一个新词：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作为一种资产投资理论，其精髓在于“价值”二字。
价值投资者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只投资于市场价格远低于内在价值的资产。这个理论广泛地被应用到股市、期货及房地产行业。
现代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的本杰明·格雷厄姆。他在1934年出版的《证券分析》一书，被尊为基本分析方法的“圣经”。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是成功的价值投资者，其投资原理很简单：只进行传统的长期投资。其道理是：长期而言，股票的价格取决于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并与其保持一致，而短期价格却会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大幅度波动，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始终如一地准确预测。
在20世纪新经济里最时髦、最为投资者看重的，就是“未来成长性”。
这里不能不说一说极富传奇色彩的股市投资奇才巴菲特。巴菲特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对价值投资理论理解得很透彻。20世纪70年代，在几乎每个人都因为新闻业前景不乐观而纷纷抛出股票时，巴菲特却发现了新闻业所特有的优势，接二连三地大量购进媒体股票。
巴菲特还在经济困难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企业，然后长期持有。巴菲特持有的许多投资品种时间长达数年、数十年，经历了经济景气和不景气时期，终于迎来了辉煌灿烂的时刻。
巴菲特说：评估投资价值，不是看某个行业是否有利可图，而是看具体公司的竞争优势，及看其能保持这个优势有多久，从而带来给投资者足够的回报。
2001年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念被人们广泛认同。而40多年中，巴菲特为信任他的投资理念的几十万股东创造了上万倍的高额回报，并培育了数以万计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据统计，仅在巴菲特长期居住的奥马哈市，就诞生了200名亿万富翁。
巴菲特的成功，与两千多年前的吕不韦好像没有必然联系。但其投资理念是相通的。吕不韦的投资思想，很值得今人细细体会。
追求利益最大化
仅仅发现“奇货”但不能把这样的资本运用得当的人，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吕不韦恰恰具备了两个素质：发现“奇货”的独到眼光和用好“奇货”的全局观。
吕不韦自认识异人后非常兴奋，他跑回家问其父亲：“种田能获利几倍啊？”
他的父亲回答说：“十倍。”
吕不韦又问：“经营珠宝生意能获利几倍？”
其父答：“一百倍。”
“那么，帮一个国王登上王位、安定一个国家呢？”
吕不韦的父亲听了儿子的话，一定非常惊讶。他说：“那就获利无数了。”
吕不韦对父亲说：“您看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者，累死累活而不得丰衣足食。如果建国立君，不仅我们可以享用不尽，还可以泽被后世。我现在想做这件事了。”
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见于《战国策·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不知为何，司马迁为吕不韦写传，没将这段话写进去。
通过这段对白，我们可以获得许多信息。
一是吕不韦此时正与其父亲一起在邯郸经商。吕不韦想在异人身上投资，可能还有所犹豫，所以回家问其父亲。
二是吕不韦是商人世家，其父亲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从吕不韦在拿不定主意之时向其父亲请教一事即可看出。
三是吕不韦的父亲虽然还活着，但已经退居二线，其生意由吕不韦来经营，老头子只是起个顾问的作用，已经没有决策权了。所以吕不韦在打定主意之后对其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愿往事之”一语，分明不是向其父亲请示或与其父亲商量的语气。
四是吕不韦的父亲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年纪肯定不小了。应当在六十多岁吧。那么。吕不韦此时也当在四十岁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也比较丰富了，思想也比较成熟了，考虑事情也比较周全了。很难想象，一个二十啷当岁的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会如此深谋远虑。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吕不韦没有明说，但道理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商业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恒的追求。
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胼手胝足还不能丰衣足食，这绝不是吕不韦愿意做的事情。
经营珠宝生意，能够获利百倍。自然比农民强多了。但在已经成为富商的吕不韦眼中。也不过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这是小农意识，与吕不韦的思想格格不入。
吕不韦所追求的，不仅他自己要得到富贵，还想泽被后世子孙。
在先秦的富商当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绵延百余年，到了西汉时期，仍是巨富。范蠡先从政后经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齐国经商化名鸱夷子皮，在陶地经商化名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众乡亲，常常接济穷亲戚和贫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时，将生意交给子孙经营，“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
吕不韦可能认识到，卓氏也好，朱公也好，都是富而不贵。若想“贵”，必须从政。范蠡是先经国后经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经商再经国。
他以为，那样，他才能做到“泽可以遗世”。
“泽可以遗世”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儒家倡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发达之后，就应为天下黎民谋福祉。所谓儒商，不仅仅指商人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负，要有社会责任。
吕不韦想留给后世的“泽”，应该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意思。联系到后来吕不韦发达之后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肯定，吕不韦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商人，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商人。
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他的抱负再远大，也与其追求的商业利益紧密相连。他所说的“泽可以遗世”，当然包含为其后世子孙铺平富贵之路的意思。后来他潜移秦国国祚，可谓对“泽可以遗世”一语的再通俗不过的诠释。
所以，在吕不韦看来，唯有“建国立君”，才能实现其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商人，谁不愿追求最大的利益？
在中国，经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做得说不得，有时是说不得也做不得。为什么班彪、班固父子大骂司马迁？因为在以“君子言义不言利”为传统道德被朝野一致认同的时代，司马迁敢于言利。
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最烦老百姓言利，最怕老百姓与其争利。他们极力营造上上下下“耻于言利”的氛围，希望“君子固穷”，希望老百姓都来“无私奉献”。大家都来“无私奉献”，那么谁来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实孔子也是言利的，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清高。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富贵，就算替人家做车夫他也愿意。如果富贵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一句大实话，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至理名言。只有虚伪之人，才对一个“利”字讳莫如深，才将大胆言利者视为洪水猛兽。
为什么怕人言利？因为那些虚伪的人将天下人视为傻瓜，以为用虚伪的道德说教就能使天下人都“耻于言利”，都自愿放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让天下人耻于言利，只知“无私奉献”，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面对统治者的掠夺、压榨、欺凌，天下百姓都必须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还要山呼万岁。
在统治者看来，老百姓都重义轻利，那才是理想的社会。但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生存是需要物质条件的，人们不可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们只有奉献的义务，而没有获利的权利，会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轻则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停滞，重则带来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和暴力革命。
正确的态度应是如同孔子所说的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自己的合法、诚实劳动或资本投入，获得应得的报酬。这才是符合人性的义利观。
不仅敢于言利、求利是人之常情，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无可厚非。
不仅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军事家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兵家经典《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集中阐述了孙子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孙子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孙子将其追求战争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概括为一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是每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商人的理想。其实也不仅仅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在汲汲于利益的最大化，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一条铁律，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是人人皆有的，但并非人人皆能得到。关键是事情该如何去做、道路该如何去走。否则，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空想而已。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并非让人只捡西瓜，不要芝麻。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应有前提，即：对现实状况要有精确的把握，对市场前景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对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认识。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改变着人们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能立竿见影的，需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和大量的投资。这就要求企业不能斤斤计较一两次利润的大小，而应当目光长远，力求长期利润的最大化，追求企业长久的持续发展。
吕不韦作出在异人身上投资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项投资是高风险的，而回报却是个未知数。
因为，秦昭襄王何时死是个未知数；
秦昭襄王死后公子柱是否能顺利即位是个未知数；
公子柱即位后是否能立异人为太子是个未知数；
异人即使被立为太子是否能顺利接班是个未知数；
异人即使在若干年后顺利坐上王位，是否对吕不韦的付出心怀感恩、是否能让吕不韦飞黄腾达更是个未知数……
不过决心已定，就必须一点一点地去做。
于是，吕不韦以百倍的信心和执著，开始操作他商业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桩大买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震古烁今的一桩大生意。
那么，吕不韦的冒险是否能够成功？他所期望的利益又是否真的实现了最大化？他又是如何调节各种因素，让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赢利”的方向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