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义与早期资本主义自强、奋进精神之间的互动。如果真的要追究吕不韦为何要从政，而且初出茅庐就获得胜利，恐怕答案就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人伦理与中国特有的“官僚帝国”精神之中。
儒商：吕不韦的理论导师
中国的商人，从其精神层面可以分几种，而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又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儒商”。
说到儒商，首推孔子的高徒子贡。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书上称他富比陶朱公。孔子虽然口头上“罪子贡善居积”，但内心还是偏爱他的。
那是一个久远的年代，但我们依然可以从浩若烟海的史籍中找寻到有关子贡的记载。而且幸运的是，子贡是司马迁的宠儿。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几乎占了1/3的篇幅，司马迁毫不惜墨地告诉人们：子贡是孔子最富有的弟子。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写道：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
孔子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和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孔子的成就离不开子贡的贡献。
相传孔子要到楚国去，困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弟子皆有饥色。孔子叫子路到一家餐馆去请求帮助，子路对老板说：“我是孔子的弟子，我们师徒一行生活暂时有困难，请先生给予援助……”老板答曰：“孔子的弟子？不行！如果是‘孔方’（钱）的弟子还可以商量。”于是子路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报告孔子。这时，子贡挺身而出，拿出他珍藏的珠宝、美玉去换回了食物，孔子师徒才得以渡过了此难关。从此，孔子对子贡刮目相看，不再歧视。
毫无疑问，子贡是聪明的。凭着这一点，子贡不但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还成功地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另一面——成为一代富商大贾，并因此被后世称为儒商鼻祖。
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贡一直伴随在身边。这十几年的流浪生活，不但是他追求真知、积累政治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他积累财富的过程。
这正是子贡值得尊敬又高人一筹的地方。他成功地将政商结合为一体，借孔子宣传自己学说的政治出游，大搞商业活动，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来他成功出使救鲁国，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00多年后的今天，政商互动显得同样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治家的重要出访，总是在为商人开路。2003年下半年，美国财长、总统为了美国制造业频频到中国、日本来干预汇率。日本政治家为了石油更是流水般地轮番做客俄罗斯。与这些商业目的明确但外表含蓄的出访相比，有些政治家甚至直接就带上了一个较访问本身更引人注目的商业团组。与其遮遮掩掩，不如更为直接一些！反而会因此吸引到更多的眼球，收到更佳的效果。
应该说，子贡是一位天才商人。孔子因此称他“亿则屡中”，非常赞赏他独到的经营思想。如今看来，子贡的经商之道在于遵循朴素的经济价值规律，掌握好市场的供求关系，贱买贵卖。他的许多商业思想，至今仍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正是这种天才的商业头脑，使子贡成为了一代富商大贾。而更为可贵的是，子贡经商不是“不义而富且贵”，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这样一个商业思想超前而且知识渊博、品行端正的商人来说，“儒商之祖”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计然是春秋时期天下闻名的经济学家，对治理国家的策略极有研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治国方略，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截然不同。
如果一个国家要打仗，就要首先做好后勤战略防备工作，时刻准备好待用之物。如果能知晓国库物资的多少，相互对照各种物资的供需状况，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了如指掌了。计然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富国强兵、称雄于天下，只有首先将经济基础打好，国家物质富足了，才可能有条件训练军队，使自己的国家兵力强盛，而人民的富足，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计然的许多见解，不仅仅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且还是非常到位的、非常精辟和实用的“经商良策”。
比如计然说：“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计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按照五行的说法，岁星处于金位，是丰年；处于水位，是荒年；处于木位，有饥荒；处于火位，是旱年。早年则预造船只，水年则预造车辆，这是适应市场变化的一个经营法则。每六年一个丰年，每六年一个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荒年。粮食的价格，每担低于二十钱就会损害农民，高于九十钱又会损害商人。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商品就会减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土地就会荒芜。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就能使农民和商人都得利。买卖公平、价格合理，使税收和商品都不匮乏，这是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
在这里，计然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阐述市场运行的规律，而且又从商业运作的角度谈论了应当如何去具体操作。他的观点无疑是十分有见地的。
除此之外，计然还认为，要在商业领域里保持长盛不败，关键要善于“用智”。他曾经这样说：“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经营商业的基本法则是，货物必须完好，不积压商品，在商品的销售过程中，容易腐烂的货物和食品不要长期贮存，不要囤积货物企图抬价。考察某种商品是有余还是不足，就可以预知它的贵贱。价格上扬到了极限就会下跌，下跌到极限又会上扬。因此，价格上扬时就要像对待粪土一样及时出售，当价格下跌时就要如同珍爱珠玉一样及时收购。应该使资金货物像流水一样不停地流通。
很显然，计然的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业运作的最为基本的规律，它对后世商人搞好经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弥足珍贵的商业文化经典箴言。
越王勾践就是运用这些“经营理论”来治理国家的，十年之后，越国终于富强起来，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吴国，报仇雪耻，之后又进军中原，成为春秋时期的五大霸主之一。
政商：权谋中悟得失
儒商具有理论深度，但商场还是感性的现象比较多，因而，人生阅历是商场胜负的重要因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恰恰有一批身为官员，或者有过做官经历的商人，他们从政治斗争与人情世故中悟出了得失的道理，从而在商业活动中游刃有余。
管仲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一作敬仲，齐国颍上人。他少时家贫，青年时从事商业，后辅佐齐桓公施政，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多方予以改革，尤以搞活经济、开发商业以及对利害观的透彻分析纵横于春秋，成为先秦时期著名的商人改革家。
管仲身处诸侯四起、争霸称雄、社会激烈动荡与深刻变革的时代，他以商人的胆识、思想家的睿智，洞察到诸国分立、兼并逐步走向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势，胸怀创造霸业的宏伟政治抱负，从政辅佐齐桓公达十余载，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落后的齐国迅速崛起，雄踞五霸之首，将趋利避害的商业策略贯之于政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管仲出身寒微，从小就诵读《诗》、《书》，学习礼仪，练习驾车、射箭的武艺。但因为生活贫困，他在年轻时不得不中途辍学，去从事被人看不起的商业，以经商来养家糊口。由于善于把握商机，他总能出其不意地大赚一笔，同时这些经历也促进了他对社会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与经验，对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弊病有了深刻认识。面对社会动乱、国家贫弱、人民困苦的生活现实，他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管子·禁藏》篇揭示出了商业经营的一个基本谋略：趋利避害。
天下这么多事情，大家都是为一些利益所驱使，为利益而奔忙。人之常情是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不可能不干，见到祸害则不可能不躲避。商人们做买卖，夜以继日地赶路，两步并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会感到遥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努力向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
渔人们人海捕鱼，海水深达万仞，逆流而进，冒着生命危险停留于百里之外，日夜操劳而不归，因为多捕到一些鱼，就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潜下去。
善于治理的人，能够看准利益之所在，因势利导引导大家获得利益，那么人们自然会不待推动而自觉前往，不待牵引而自动过来，不用烦琐扰攘而人民自然富裕，过上美好安定的日子。这就如同禽鸟孵蛋那样，蛋隐藏在羽翼下，见不到形迹，听不见声音，不知不觉地便把雏鸟孵化出来了。
在经商过程中，“利”与“害”的矛盾更是斗争的焦点。商业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经营目的的，投资是期望财富不断地增长，实力不断地扩展，经济发展不断加速。企业是经济组织而不是慈善机构，因此经商必须旗帜鲜明地追求经济利益。
商业的利润来自市场运营，来自顾客一方，如何趋利避害获取利润呢？作为经商者要有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利与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为了获取利益必然首先“给予”顾客，这其中包括调查顾客的需求、购买动机，从而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通过广告宣传把产品信息传递给顾客，同时，还要加强售前、售中、售后各项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
在这一阶段，商人进行的是一系列“利他”的行为，这是否有悖于“趋利避害”的原则呢？当然不，如果把商业在市场中的投入也看做“害”的话，那恐怕这位商人就要另投他业了。事实上，只有经过一系列不懈的利他行为，经商才有可能实现“利己”的目的，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在经商运作中，“利害”关系亦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商业内部利益的分配直接触及商业内部员工的利益。我们要正视“皆为利驱，皆以利往”的利益观，这是经商的根本。
趋利避害的积极意义在于：经商者在能判清“利害”的情况下应有足够的能力化不利为有利，这是现代经营中至高的谋略之一。因为在商场竞争中有些问题是无法闪避的，这时候就需要商人能够“智者之虑，杂于利害”，考虑问题要兼顾利、害两个方面，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在有利情况下看到不利，采取措施避免不利情况出现。而在不利情况下也要能够看到有利，创造条件使不利转化为有利，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创造条件的思想前提是学会全面地考虑问题，而在具体关系上就是因势而变地创造条件，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孙子曰：“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这就是说，要使诸侯屈服，就要用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胁它；要役使诸侯，就要用危险的事情去困扰它；要使诸侯归附，就要用利益去引诱它。只要使诸侯害怕、困扰和引诱的条件具备，就能使之屈服、被役使和归附。
商业的成败往往在于利害的转化上，运作得好，商业经营就会蒸蒸日上，运作不好，商业就会不断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而几千年前的管子倾其一生的实践将趋利避害的原则完整地展现在了现代商人的面前。
管仲的商业哲学乃至治国之道均是以“利”为中心的，他在商海中之所以能纵横捭阖，关键在于能够明辨利、害，趋之以利，避之以害，则莫不富也。虽然他后来弃商为官，但他一生没有忘记从商海中学来的这一经世韬略。
管仲看似唯利是图的小人，实则不然。他以利观人，得鲍叔牙这一人生知己。后在生死存亡关头，他权衡利弊认为大义在于振兴齐国，而不单单以死效忠，毅然决定返齐为相。在任期间，以利害之变整治齐国内政外交，使齐由弱变强。在春秋天子权威日见削弱之机，管子反其道而行之，以尊王攘夷赢得天下大利，终使齐九合诸侯。齐国的辉煌正是管仲商业谋略贯之于政治的最经典的范例。
管子治国为经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如不可图小利而致大害，相反可以舍小利而赢取更多利益。利害的变化是瞬息万变的，商业是一个能动的主体，它应当能够应对时变，在关键时刻创造条件规避风险，获取利润。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人。他是中国古代商人的圣祖，人称陶朱公。
范蠡看到越王勾践运用计然的理论治理国家，使越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十分感慨地说：“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动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取得了如此满意的效果，我打算也用这些策略来发家致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范蠡改换姓名，到了齐国就化名为鸱夷子皮，到定陶又化名为朱公，乘坐扁舟往来于江湖之中，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范蠡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有各样的用途，发生战争需要军备，日常生活需要各种货物。透彻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规律。作为生意人，要懂得储备各种货物——干旱时期要生产舟船，洪水时期要备好车骑。农业生产变化无常，丰收时要多留储备粮，以备灾荒时用。粮食价格要保持合理标准。粮价低，农民受害，失去种田积极性，田园荒芜，杂草丛生；粮价高，商人没有收购能力，粮食卖不出去。只有让农民和商人都得利，粮食交易市场才能兴旺。这既是商经，也是治好国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质量要完善无疵，手中的资金要不停地周转。买卖货物，要注意其特点，易腐败的食品不要久留，尽快脱手。只有掌握了市场的供求情况，知道哪种商品过剩，哪种商品短缺，才能对其价格贵贱了如指掌。凡商品贵到极点必反贱，贱到极点必反贵。掌握住这一规律，对于贵的商品也可以像对待粪土似的尽快出手，对于贱的商品则可视如珠玉一样收取过来。经商者手中的资金不要闲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
范蠡提出六个经商思想：
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春秋末期，自由经营的私商兴起，他们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要获利赚钱，就必须重视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变化，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范蠡是那时善于预测行情、敏于掌握时机、在经营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代表。
二是贵贱复反，贱买贵卖。范蠡认为，货物的时贱时贵是会有一定规律的，五谷贱贵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方向转化，物极必反，物之多少，价之贵贱，会向其反面转化。他运用计然“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的观点经商，看到市场上某种货物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这种货物，生产这种货物过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就会跌落下来，反之亦然。货物价格的贵贱与货物的“有余”和“不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他认为具体从事经商的人应该在某种货物价格昂贵时，就要像对待粪土那样，赶快卖出去，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利。
三是完物上种，质高货真。商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的。商品的质量是指商品效用的好坏，即使用价值的高低。效用好，使用价值高的，质量就佳，反之就是劣。商品的质量关系到生产者、商人本身的信誉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当时当私营个体手工业者大量兴起以后，范蠡就用计然之策，提出“务完物”的口号，要求质高货真，他强调贮藏货物要完好，并提出“腐败而食之货勿留”，以免浪费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四是薄利多销，不敢居贵。“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销”是商人的目的。范蠡主张“不敢居贵”，仅“逐什一之利”。他与投机奸商不同之处是出不抬价，进不压价，不在商品的加价率上费心机，而是当买即买，当卖即卖。他提出的“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就是力求加速商品的周转次数，使得同量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做更多的生意，从而在扩大购销中去增加利润的总额。范蠡是不敢居贵、薄利多销型的古代经商者之典范。
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范蠡经商之术广泛地利用了计然“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之策，大获其利。天旱预先进船只，天涝预先进车辆。大水年预做车子的生意，因为这时用船，车子没人买，价贱，水灾过后，车子将成为市场上特别需要的抢手货而涨价，可以赚钱。在天旱时预做舟船的生意，其理相同。
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范蠡主张在增加储备的同时，应力求加速周转，要求“无息币”。他信奉计然“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观点，认为商品、货币在市场经营中应该像流水似的畅顺，快速周转。所以，他主张“不敢居贵”，薄利多销、快销，加速商品、货币在流通领域的周转。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做到快销、快购，加速商品流通中货币——商品——货币的进程，切勿保守惜售，观望吝购而阻碍“货币——商品——货币”在流通中的周转。
贤商：得财有道的清醒者
除了儒商、政商之外，还有一批“单纯”的商人。他们并没有深厚的学识与文化背景，也没有从政的经验，但是他们的经商业绩却与前两种商人不相上下。究其原因，正因为他们是纯粹的商人，所以更懂得不能搞短期行为，而是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临猗王寮村的西面路侧，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大坟冢，这就是战国时期百万富翁猗顿的古墓。猗顿只是其号，姓名与生卒年代已无可考。他是我国战国初年著名的大手工业者和商人。
猗顿并不是河东地方人，《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他是“鲁之穷士”。起初，他穷到“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的程度，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将另一谋巨的富国之策用之于家，遂辗转至当时“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东定陶），“治产积居，与时逐”，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
猗顿羡慕不已，就向陶朱公范蠡问发财致富之道。
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密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
“五牸”是什么？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就是牛马猪羊驴的母牲畜。
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渐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
猗顿听了陶朱公的话，就离开老家，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20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积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场所。在水草茂盛的峨嵋岭下，畜牧“五柠”，大量繁殖。
由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不到十年的工夫，他的牛羊多得无法计数。史称“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他由一个“鲁之穷士”，变成了百万富翁，名传天下，富比王公，俨然和陶朱公齐名了。因为他发迹于猗氏，所以人们称他猗顿，他的真名字反倒失传了。
猗顿来到河东以后，就在猗氏县城南二十里的王寮村安家落户，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一直到死。王寮村有猗顿宅，不过如今年深月久，遗址已无从考究。他死后，尸骨就埋在王寮村的西边，并没有搬回老家去安葬。
猗顿能以畜牧而富拟王公，其畜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他为当时晋南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以牛羊而致富的过程，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取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手工业者，而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正如《盐铁论·禁耕》所说：“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顿即属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雇工等。
雍正《敕修河东盐法志》卷一说：河东池盐为“池水浇晒之盐，可直（接）食用。不须涑治，自成颗粒。”即将池水浇在地上，风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不需要煮炼。因此，《左传·成公六年》中称其为“国之宝”。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物产，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猗顿便不断扩大池盐的生产与销售规模，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
关于猗顿开凿运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资料的佐证，我们只好存疑。这里仅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能性，从客观需要方面讲，开凿这条运河，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外来之水）浸入，破坏池盐生产。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此后永丰渠的开凿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从地形上看，这一线地势平坦，无山石阻隔，工程难度不大。从生产力水平考虑，当时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大大增强了人们开发水利的能力，春秋时吴国开凿的邗沟、战国初期魏国邱地开凿的12条引漳水渠、魏惠王时开凿的鸿沟等足以证明猗顿时已有能力开凿那条运河。从财力上讲，猗顿当时已成巨富，有力量兴修运渠。当然，历史事实需要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猗顿对珠宝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至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论。由此可以推测，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可能还兼贩卖珠宝，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猗顿通过多方经营，终成巨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说明猗顿之富已等同陶朱公，并可与王室并提。
提到埋葬猗顿这件事，在猗氏人民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饶有趣味的佳话。
其一是猗顿对运城池盐的帮助。那时节，运城盛产池盐，但由于运输条件很差，盐的销路不广，附近人民的生活也自然很窘困。猗顿利用自己雄厚的畜力，大搞池盐运输，畅销秦、豫、鲁各处。这样一来，大大活跃了池盐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好处。猗顿不只搞运输，也做采盐、贩盐的大生意。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猗顿用盬盐起。”
其二是猗顿对当地水利的兴修。横贯猗氏城南的涑水河，那时本是一条“害河”：天旱时它干涸，雨涝时它横溢，不能灌溉田地，反使庄稼遭灾。猗顿雇用劳力，疏通河道，加宽河岸。于是，“害河”变成了“利河”，人民得了好处。
其三是猗顿对穷苦人民的周济。猗顿后来成了百万富翁，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早年的穷困，也常常做一些修桥补路的善事。
由于以上原因，到现在，两千多年了，其间沧海桑田，多少古墓都已相继泯没，作为外乡人的猗顿，他的墓不仅没有泯没，反而一直保护得很完整。
《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了许多富商大贾，其中专门写到了善于“治生”的富商白圭。原文如下：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
他知道，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
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佣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够不上正确取舍，强健够不上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战国时周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他从商主要经营的是农副产品的贸易，其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却与贪贾奸商们投机倒把、走歪门邪道的生意经不同，白圭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
其实说起来，白圭的经商之道并不复杂，用八个字就能概括，那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又怎么解释呢？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必能从中取利，积累财富。
比如，在丰收的年份以及粮食大量上市的季节，农民总要把剩下来的多余粮食脱手卖出去，一时间市场上就会出现粮价下跌的现象，而白圭就在这时大量把粮食收购到自己的粮仓之中，这就是“人弃我取”。
在粮食歉收的年份或者是青黄不接之际，农民就急需购买粮食以维持生活，这样粮价就会暴涨，而这时白圭就把存粮再拿到市场上出售就可以获取暴利，这就是“人取我与”之道。
不仅如此，在歉收年份粮价上涨的同时，往往手工业产品和各种原材料的价格就会下跌，而白圭也就及时大量收购这类物品，这还是“人弃我取”，总之这套商业理论给白圭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白圭也将此做法自我标榜为“仁术”。
此法的经营特点是，在某些商品还尚未形成社会的迫切需要时，会一时的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商品的价格从而也会降低不少。这时就要预先大量购买囤积，等到社会迫切需要此商品而使价格上涨时再行出售，这就是白圭“待乏”的原则。
他这样掌握时机进行买卖，所出的收购价格即使比当时的市场价高一些，但相对于歉收年的“人取”之价而言，还是很便宜的。而销售时价格即使比当时的市场价低一些，但是和购进时的价格相比还是很有赚头的，这就叫做“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
白圭这样做虽然不能取得最大程度上的利润，但是由于他长远的目光，有计划地大量购销，因此还是能够从中获取大量的收益。而且此做法客观上还对市场起到了调剂供求关系的作用，对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好处。从商业道德角度来看，白圭可以算得上是位诚贾良商的。
与热衷于经营高级商品和一味在抬高价格上打主意的商人不同，白圭还有一个自己的经营原则，那就是薄利多销。
他主要经营的是谷物粮食，丝绵蚕茧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不高，但是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仍可获厚利。而且他主张选择品种优良的种子，提供给农民以增加谷物的收获量，作为一名当时的商人，白圭能够从观念上把商业的发展放到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来运做，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白圭实不愧商业理论家之称。
白圭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懂得低买高卖的经济基本规律，而且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这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应也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
白圭对自己的这套经商之术也很是引以为自豪，他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智，即是机敏灵活，能够随时以应付各种变化的形势；勇即判断果决、当机立断，决不可坐失良机；仁就是取予适当，不要一味与人争利；强则是说要意志坚定，时机不成熟决不能轻举妄动。他表示缺乏上述条件的人是无法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经营中立足取胜的。由于白圭经商之术高明，受到了历代商贾们的推崇，白圭已成为了天下富贾大商所效法之楷模。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歉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
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生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在当时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安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
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做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我请教也不会告诉你诀窍。“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恐怕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了一种谋略家的头脑。
白圭的“待乏”原则，是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遇到的事作为自己赚钱之道。可见，机会、生意、财富并非难觅，而是无处不在。它就在你的身边或者正与你擦肩而过，甚至就在你的眼皮底下。
可以推断，既然“天下言治生祖白圭”，那么，吕不韦肯定也学习借鉴了白圭的经营思想。吕不韦“贩贱卖贵”，就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思想的翻版。
商与战：中国商业文化的精髓
前面三种商人，都是经商的高手，但是如何能够让自己成为高手中的高手？中国古代商人就提出了一个命题：商战。商场如战场，所以进行商场实战，从商战中获得经验，则成为吕不韦乃至整个商人阶层共有的智慧来源。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场，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商战”也并非全无章法，而是有着非常独特的理论，后人将其归结为商战的“十大要诀”。
商战的第一要诀，就是“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大谋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谙此道。他以战略家的眼光，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理想的货物贸易之地。遂选陶地为营销点，果然，十九年间他三致千金，陶朱公的美称也由此而饮誉古今，留名青史。《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国灭了赵国以后，实行了移民政策，当时许多人贿赂官吏，不愿搬迁，要求留在原地，唯独富商卓氏要求迁往较远的汶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风淳厚，居民热衷于买卖，商业易于发展。几年后，卓氏成了远近闻名的巨富。这种不唯任时，且唯择地的观念已为后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江苏扬州，地处南北要冲，交通发达，水运便利，货往频繁。其地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众多商人纷至沓来，一时商贾云集，秦商、晋商在这里定居经营。有名的徽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称雄江湖。
商战的第二要诀，是“时贱而买，时贵而卖”。
范蠡和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子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坚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巨万。
“见端知末，预测生财”是商战的第三要诀。
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为雪亡国之耻，终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当得知吴国大旱，遂大量收购吴国粮食。第二年，吴国粮食奇缺，民不聊生，民食不果腹，怨声载道，越国趁机起兵灭了吴国。苦心人，天不负。越王终成霸业，跻身春秋五霸之列。这里越王勾践做的是一桩大买卖，他发的财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个国家和称雄天下的霸业。是商贾之道在政治上运用的成功典范。《夷坚志》载，宋朝年间，有一次临安城失火，殃及池鱼，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铺也随之起火，但是他没有去救火，而是带上银两，网罗人力出城采购竹木砖瓦、芦苇椽桷等建筑材料。火灾过后，百废待兴，市场上建房材料热销缺货，此时，裴氏商人趁机大发其财，赚的钱数十倍于店铺所值之钱，同时也满足了市场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是经商者财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经商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薄利多销，无敢居贵”是商战之中第四重要的诀窍。
先秦商业理论家计然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主张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说过：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就是说贪图重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郁离子》中记载：有三个商人在市场上一起经营同一种商品，其中一人降低价格销售，买者甚众，一年时间就发了财，另两人不肯降价销售，结果获的利远不及前者。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早年从师黄石公时，白天给人卖剪刀，晚上回来读书，后来他觉得读书时间不够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价钱不变，中等的在原价的基础上少一文钱，下等的少两文钱。结果，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卖出剪刀的数量比平日多了两倍，赚的钱比往日多了一倍，读书的时间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间有句谚语：张良卖剪刀——贵贱一样货。
第五大商战要诀是“雕红刻翠，流连顾客”。
《燕京杂记》载：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有的店铺招牌高悬，入夜家家门口点起了五光十色的锦纱灯笼，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昼。有的店铺摆挂商品宣传字画，张挂名人书画，附庸风雅。以此来升华店铺的品位与提高顾客的回头率。还有些茶肆、饭馆、酒店中特意安排有乐器演奏和评书为客人助兴。宋代京都杭州的面食店里，只要顾客一进店坐下，伙计立刻前来问顾客所需，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经营者们深深懂得豪华的装饰，反映一个店铺的实力，于是店堂设计画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辉煌，极尽铺陈之能事，以迎合达官巨贾、贵妇名媛求高雅的消费心理。在服务上进门笑脸相迎，出门点头送行。这些敬客如神的做法加上高贵典雅的装饰，使众多顾客如沐春风，一见钟情，从而流连忘返、百顾不厌。
第六要诀是“以义为利，趋义避财”。
清朝时，商人舒遵刚，精榷算，善权衡。经商之暇，喜读《四书》、《五经》，把书中的义理运用于经商之中，他曾说：钱，泉也，如流泉然。他还说：对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诫他的继承者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出，以此律己，做到视不义富贵若浮云。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取利，德兴财昌，舍义取利，丧失了义也得不到利，为商者应深以戒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一个经营者有长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会用恶劣、卑鄙之手段去获利；用恶劣的手段去做生意，最终将会失去已获的利润。
吕不韦比较擅长的，是商战中的第七要诀：“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韩非子·五蠢》中说，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善字。资金不足，必须善于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获利，唯有资金与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润滚滚而来。对待商品要做到务完物，即贮藏的货物要完好，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处理资金要做到无息币，即指货币不能滞压，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货币和商品流通了，买卖就活了。宋代的沈括举例说：十万元资金倘不周转，虽百岁故十万也，如果贸而流通，加快周转，则利百万矣。
商战第八要诀，是最接近于兵法的“奇计胜兵，奇谋生财”。
兵家常说：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书中还列举了卖油脂的雍伯、卖肉制品的浊氏等商人，他们都是掌握一技之长，经营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后世的张小泉剪刀铺亦然。清代山西太谷县一个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粱长得茎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觉得有些异样，随手折断几根一看，发现茎内皆生害虫。于是，他连夜安排大量收购高粱。当时一般人认为丰收在望，便将库存高粱大量出手。结果高粱成熟之际多被害虫咬死，高粱歉收。而曹氏商人却奇计获利。
第九个商战要诀，也是很多人都容易忘记的，“居安思危，处盈虑方”。
《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汉书·息夫躬传》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名当于用，业以日起，而家遂烧。”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节为俭”，要求家人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古人关于经商理财的记载中还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由此可见，经商者居安思危，勤俭为尚。处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乐，多一份忧患，将使经商者进入佳境。
导致吕不韦最后失败的，正是他没有重视的商战第十要诀：“择人任势，用人以诚”。
孙子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势。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齐国的商人叫刀闲。当时的商人一般都不愿雇头脑灵活的人做事，唯独刀氏专门使用这种人，并给以丰厚的报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干，这些雇工干得十分卖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苏州有个叫孙春阳的杂货店，其店分为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间二百多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像苏州这个店铺林立之地，孙春阳的杂货房生意竟然能兴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奥秘当得益于用人以诚，店规之严。清道光年间的黔商胡荣命在江西经商50余年，由于他以诚待人，童叟无欺，名声大著，晚年罢业回乡，有人要求以重金赁其肆名，他一口回绝，并说：彼果诚实，何籍吾名也！可见，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
儒商、政商、贤商这三种类型，基本可以概括中国古代商人伦理，那就是态度务实、善于总结、眼光长远。而商人的这些基本伦理，恰恰和中国古代“官僚帝国”的精神不谋而合。所以，吕不韦才能成功转型，从一个纯粹的商人，变成了一个政治家。
吕不韦从儒商那里学到了善于总结经验、深思熟虑的长处，因而有条不紊地制订计划，实行他的“奇货可居”投资；他从政商那里学到了政治与经商可以互相参证、考校得失的道理，于是从商业的风险投资行为中获得灵感，并且从商鞅和张仪的人生中悟出了得失之道；他从贤商那里学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便不急于求成，而是努力经营自己的政治投资事业；他在商战中领悟了战场与商场之间的联系，更是举一反三，从中感受到了政坛活动也与自己的商业活动有异曲同工之处。
可以说，没有商人伦理，就没有战国时代最后一位大政治家吕不韦。而吕不韦却没有想到，自己想要为政治投资进行“双保险”的一招险棋，会成为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