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本人十分工于心计，她知道自己这样做会引起功臣们的不满，就等到功臣中的元老萧何去世之后，才慢慢推行自己的计划。但是，这样也引起了许多功臣的不满，吕后则使用各种手段，剥夺了他们的实权，转而重用臣服于她的大臣。
过了一段时间，吕后觉得人事安排上已经基本搞定，便着手计划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来加强实力。她计划封王的名单，都是她的兄弟和侄子辈的人，用意也在于先让吕氏诸人拥有和功臣们一样甚至更高的地位，对自己的统治进行保护。
一天上朝的时候，吕后把封吕氏为王的想法对大臣们直接说了出来。当时，功臣出身的右丞相王陵极力表示反对，并且搬出了汉高祖刘邦当年与功臣们订立契约的誓言，和吕后当场发生了争执。
王陵说：“先帝在天下刚刚一统的时候，就和功臣们立下了盟约，约定只有刘氏才能封王，如果违背了这个盟约，那么即使是太后您出面所封的王，天下人，包括我们这些为先帝所器重的功臣，都要共同反对，甚至不惜讨伐那些非刘姓的王。请太后收回成命，尊重先帝与我们的誓言！”
吕后本以为自己既然提出了计划，就应该水到渠成，毫不费力就为吕氏家族争得地位，根本没想到作为首相的王陵会率先反对。
她十分气愤，但是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反而和颜悦色地对王陵说：“先帝打下天下，确实是你们功臣的功劳。但是，现在治理天下，仅仅靠你们这些只能冒死拼杀的功臣是不够的，还要靠那些有才能的人啊。您想想，这些年来，我为大汉江山付出了多少，我的家族又为治理国家耗费了多少心血呢！难道他们的功劳还够不上被封赏吗？更何况，我是先帝的妻子、当今的太后，我的家人就如同先帝的家人一样，何必分刘氏和吕氏呢？您是先帝身边的老臣，难道说您看我是一个妇人，就对我的建议不以为然？”
王陵虽然官居丞相，但对权变之术却一窍不通，他认定了刘邦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契约不容侵犯，便把刚才那番话翻来覆去地说，就是不同意吕后的建议。
吕后非常难堪，而且她也知道先帝与功臣的盟约在政治上的地位，不敢直接对此进行否认，只得为自己寻找台阶，问当时站立一旁的左丞相陈平：“陈丞相，您是先帝身边最有智谋的人之一，深谋远虑，智慧过人，先帝对您非常欣赏，常常说您的见解最合他的心意。我刚才说的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陈平是一个文臣，不像王陵那样战功卓著，但他的计谋一向为刘邦所推重。他知道这几年来吕后所作所为的目的，也知道现在吕后这么问他，就是想征得他的同意，挽回面子，并且顺利地把封吕氏为王的计划推行下去。
他思考了一下，就对吕后说：“先帝为国家考虑，所以与功臣订立了盟约。而先帝去世之后，太后为国家殚精竭虑，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俗话说，创业难，守成更难，太后治国的功劳之大，我们这些臣子有目共睹，而且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根本不是外人，太后的兄弟子侄，也和刘氏大有渊源，以此而论，封他们为王，并不为过。”
陈平的这番话让吕后十分高兴，于是她便宣布封自己的兄弟侄子几人为王。可是，朝上的功臣们十分不满，尤其是右丞相王陵，觉得陈平在朝堂上的举动简直就是奴颜媚骨、背叛先帝。下朝之后，他就当面责问陈平为何说出赞同吕后主张的话来。
陈平面对王陵的责问，缓缓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先帝和功臣们订立盟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汉江山长治久安，让我们这些功臣效忠于大汉，为他的子孙尽心竭力地服务。但是，现在吕太后当权，她所说的话名义上是代表皇帝的，谁要是不服从，就会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过。现在王丞相您是因为功高位重，太后才没有公开对您作出处置，但是也会暗中削弱您的权力。如果功臣们都像您这样冲动，我们又靠什么保护大汉江山呢？在朝堂上和太后明争，不给太后留面子，这一点不足取，因为在朝堂上的争辩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做臣子的拗不过太后。而在暗中作出部署，让先帝的子侄们能够保存下来以待日后即位，我们这些功臣再保存实力保护刘姓江山，在这一点上，太后也斗不过我们。所以，何不顺水推舟，暂时放权呢？”
听了陈平这番解释，功臣们才稍稍放心。不过，因为王陵在朝堂上和吕后当面争吵，吕后不久就把他调离了丞相的职位，封他做地位很高但毫无实权的太傅，而陈平则因为这次权变的成功而留任，并升任右丞相。
在吕后去世之后，吕氏家族果然对汉朝江山有非分之想。这时候，陈平就与周勃等人齐心合力，剿灭了吕氏家族的势力，辅佐汉文帝登基，使刘姓江山度过了一劫。
王陵是个讲原则的人，他在原则问题面前毫不让步，甚至不惜与吕后翻脸——刘邦没发迹之前，王陵是老大哥，可能那时候他总是叫吕后“弟妹”呢。为了坚持原则，他丢掉了实权，但是让吕后感受到了功臣们对原则的坚持。
陈平面对吕后在朝堂上的强势，知道不能硬碰硬，因为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以卵击石。所以，他采取了变通的方式，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对吕后作出了让步，而实际上他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保全汉朝的江山。在他看来，当年的盟约只是个形式，保住刘氏江山才是关键。所以，他没有与吕后针锋相对，而是在战术上作出了让步，在战略上却依然坚持底线，没有让吕后占到很大的便宜。
陈平是士人，他用迂回的方式坚持着自己的原则；王陵是武夫，他用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已经颓丧许久的士人精神，就是在赳赳武夫的精神冲击下，慢慢带有了“侠”的色彩。
政治文盲的文化遗产
在古代，政治看上去不是一种“正式”的学问，也没有人专门为之著书立说——韩非子的书，也并非专门讨论政治，而是讲执政者应有的法度与手腕。可是，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的原则，让人头疼的是，这些原则往往不是公开的、不变的，而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并且口耳相传、秘而不宣。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整日厮混于官场，与政坛蠹虫们沆瀣一气，往往就会对政治的原则很隔膜，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政治上的文盲。
西汉初年，有一批“布衣将相”，他们或是与刘邦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或是由当时其他诸侯那里投诚过来的治国人才。为了回报这些追随者，刘邦封赐他们的官爵，让功臣成为西汉初年政坛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但是，功臣们大多数是战场上的英雄，对于政治，他们是不懂的，因此就出现了很多“不识大体”的笑话。
为什么功臣们会“不识大体”？或者换一个角度来提问：为什么这些战斗英雄们注意不到“大体”的重要性？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是他们自身对政治缺乏认识，认为政治就像打仗一样，要直来直去，如同刺刀见红一般当场解决问题；同时要亲临现场，再细碎的事儿也要自己亲自操刀。于是乎，我们看到了被政治逼得手忙脚乱的功臣，被政治逼进死胡同的功臣，被政治折腾得团团转的功臣。
也许，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王陵、周勃、周亚夫们是一流的，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只适合于战场，到了政治场中，他们看不到敌人，看不到战阵，只能盲目地横冲直撞，结果自然是四处碰壁。于是，他们便迷失在这“无物之阵”中，无法自拔也难以回头。
但是，“不识大体”的人是可爱而且可贵的。如果整天只想着“大体”，那就会成为市侩的政客、体制的蠹虫，在政务上无所建树，只知道揣摩人心、讨好君主与上级。
不看脸色，只想自己应该做什么，一旦做不到就诚惶诚恐，这便是不识“大体”的“政治文盲”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为士人精神的复兴保存了火种，虽然他们自己并非士人。
绛侯周勃，是汉高祖刘邦最早的追随者，也是刘邦在统一天下、平叛定国过程中的大功臣。他为人木讷忠厚，刘邦十分信任他，但他不喜欢学习文化知识，甚至对儒生们恶语相向。但刘邦就是看中了他的朴实、不会耍心眼，在临终前还对吕后说出“安刘氏者必勃也”的政治遗言。
后来，周勃果然以其效忠于刘氏的一片赤诚，与吕后家族对抗，使国家大政在吕后去世之后从吕氏家族之手重新回到了刘氏皇族手中。
就是这样一位忠厚果敢的大忠臣，在他拥立的新皇帝——汉文帝刘恒的朝堂之上，闹了一个“不识大体”的大笑话。
当时，因为周勃有消灭吕氏党羽、拥立文帝的大功，位居右丞相，为百官之首。汉文帝经过一段时间对国家政务和官员的熟悉，打算进一步学习执政经验、了解国家各方面的情况。一天上朝，文帝就问周勃：“天下每年要断多少案子？”
周勃带着歉意谢罪说：“臣不知。”
文帝又问：“每年国家府库的钱粮收入与支出又有多少？”
周勃再次道歉，还是说不知道。一上朝就被问了两个自己搞不清楚的问题，周勃感觉十分紧张，汗流浃背、惭愧不语。——直肠子的周勃就没有想到换个思路：为什么做宰相就非要知道这些具体的数据呢？
求知欲极强的汉文帝便问左丞相陈平——在拥立文帝之后，本来身为右丞相的陈平因为周勃功劳比自己大，甘愿将首席宰相的位子让给周勃，自己退居为副手（左丞相）。
陈平面对文帝的问题，狡黠地回答说：“这些事情各有负责的官员。”
文帝觉得陈平相当于避开了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便追问道：“那么谁是具体负责的官员呢？”
陈平不紧不慢地回答说：“陛下要问判案的问题，可以咨询廷尉；若是问钱粮收支问题，可以咨询治粟御史。”
汉文帝觉得陈平是在踢皮球，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便问陈平：“如果这些事都有具体负责的人，那么丞相您又做些什么事儿呢？”
陈平回答说：“负责管理大臣！宰相所要负责的，就是上要辅佐天子，调理阴阳四时的和谐，下要让万物按照自然天道滋生成长，对外要安抚边境民族和地方诸侯，对内要教化百姓，使公卿大臣各司其职。”
听了这番具有纲领性陈述的话，汉文帝不由得不佩服陈平对政治的理解，连连称赞。而周勃则十分惭愧，觉得自己作为首席宰相，居然没有陈平这个后生副手那样的觉悟，退朝后便责备陈平：“你以前为什么不教我这样答复皇帝？”
陈平看到周勃那副憨态可掬又怒气冲冲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您做了宰相，还不知道宰相要做什么吗？如果陛下要问到长安城中有多少盗贼，您还要硬着头皮去回答吗？”
遭到陈平的讥讽之后，周勃觉得自己不如陈平那样能识大体，而且做这个宰相确实也让他从心底里不舒坦，于是他称病辞职。
可惜，周勃的辞职，并不是出自他对政治的了解，而是出于他个人的朴素认识——既然自己“不称职”，那就应该辞职。可是他没有去想，为什么自己会“不称职”，为什么陈平就“称职”，什么才叫“称职”？
这就是一个淳朴、敦厚的武将，一个不识大体的老臣，在被追问时，他没有像圆滑的陈平一样推诿，而是在检讨自己的不足。
如果人人都像陈平，那么官僚机构会变成一个表现智慧的地方，但也会是一个“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沙漠；如果人人都像周勃，那么官僚机构会出现很多的愣头青，但事情总有人抢着做，总有人有担当、有勇气、敢负责。
堕落的士人们，失去的正是这种道义的担当感和责任感，而政治文盲用他们笨拙的政坛表现，为士人上了精彩的一课：有责任感，可能会像周勃一样四处碰壁，但就是因为他有担当，所以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的伟人。
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历史有如黄河，并非一泻千里，奔流到海，而是要经过一个“之”字形的路线，曲折前进。
士人精神的重振也是这样。在西汉初年这些具有责任感、担当感和独立精神的士人逐渐复兴之后，到了东汉时期，士大夫已经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知识与信仰和参政的平台，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体系会在东汉以后“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但是，东汉末年腐败的政治，外戚与宦官间日渐升级的权力斗争，将士大夫也拖了进来。终于，当时的名流几乎都在“党锢之祸”中被清除、被打击，士人精神也似乎一蹶不振。
但是，已经有了凝聚力的士人精神并不会就此绝迹，相反，它变成了地下的暗流，会慢慢汇聚起来，喷薄而出——尽管我们还要继续等上几百年。
无法直面的人生
“党锢之祸”发生后不久，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也从此分崩离析。到了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而自立，历史进入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
中央王朝权威的丧失、内轻外重局面的出现，各路诸侯争霸活动的激烈，促成了三国时代士人对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变化。这变化是颠覆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所以，在颠覆了旧有的观念后，新出现的变革之后的社会观与政治观，只是一个暂时性、过渡性的存在。
旧有的观念已经被扫荡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党锢名士们血的教训也让后来的士人们不愿轻言政治；而新的观念却一直都是“临时文件”，没有过渡出一个成型的理念。这让人们无所适从，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找不到什么思想上的出路，十分苦闷，但心中怀有一种宏图大志，想要救国救民，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冲突之下，他们在政治上作着艰难的抉择。
诗人顾城写过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恰好符合三国时期士人们的心态：生活在乱世，但是由于平素学习儒家伦理，总是向往着一个太平盛世，一个靠文治教化百姓而不是靠武力征服天下的国家。他们想要为建设太平盛世而尽力，但是他们却看不到乱世的纷争中会有光明出现，想要放弃但是又不甘心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内部发生了分化，有人积极入世，有人得过且过，有人消极避世，有人痛诋时政。到底乱世的黑夜给了谁能够找到光明的黑色的眼睛呢？
“竹林七贤”是乱世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们原本都学习儒家经典，但因为时局的纷乱，这个原本有着共同信仰基础的群体分崩离析，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道路。这样，几种不同类型的士人并存于这个群体之中，让这七个人成为乱世黑夜中的活标本。
以“文化散文”而著称于世的散文家余秋雨在《山居笔记》里，写了一篇和阮籍、嵇康有关的《遥远的绝响》，来抒发他对魏晋风度那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感情。 其中，他很是动感情地对阮籍的生命情怀做了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