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等于故事，也不是素材，它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种印记，一种他们曾在这世上生活过、思考过、实践过、遗憾过的印记。一个个细节，有如散落的珍珠，它们构成了历史。但是，如何解释历史，则是将珍珠串成美丽的项链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潜藏着故事之外的玄机，这些玄机，其实就是历史的走势、精神与取向。
很多人喜欢“读历史”，也有很多人喜欢“谈历史”。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者并不完全重合。
喜欢“读历史”的人，把历史看成是一个个故事，在他们的心目中，历史和小说、评书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有情节、有人物、有剧情高潮、有悲欢离合。所不同的，就是历史故事是真实的，而小说和评书则大多是虚构的，甚至是“假语村言”。因此，他们比较喜欢看《明朝那些事儿》之类专门讲故事——而且是有评书风格的讲法的书。
喜欢“谈历史”的人，把历史当成素材库，可以供他们嬉笑怒骂，也可以供他们指点江山。民国时期，有一位四川的先生叫李宗吾，他从历史中取材，结合他对当时政治的感受，写出了一本《厚黑学》，抨击当时官场的丑恶。台湾有一位文化名人李敖，同样也是借历史说事儿，以古讽今（当然，他是科班出身的，他在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系）。在笔者看来，就算没有历史素材的支撑，他们把身边的时事信手拈来，也会有那些观点，所不同的，就是后者显得过于直接、激烈，没有一层“谈历史”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历史不等于故事，也不是素材，它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种印记，一种他们曾在这世上生活过、思考过、实践过、遗憾过的印记。我们今天读历史，首先应该倾听史书里的声音，那些纷杂的、零乱的声音，而不是一上来就要定性，说二十四史来回翻，左右只看到“吃人”两个字。
一个个细节，有如散落的珍珠，它们构成了历史。但是，如何解释历史，则是将珍珠串成美丽的项链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如果我们沉迷于珍珠本身的璀璨，也许我们只能一颗一颗地把玩，而不能做出美丽的珠宝；如果我们只是按照某种先入为主的方法来串珠子，可能我们最后做成的只是手链或是珠帘，而不是项链。
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潜藏着故事之外的玄机，这些玄机，其实就是历史的走势、精神与取向。这些，就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大历史”。唯其如此，黄仁宇才能在万历十五年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年份，发现明代衰亡的动因，这正是细节的魅力所在。
忠臣为何变成叛徒
中国文化有一种“黑洞效应”——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具有一种黑洞一样的引力，这种引力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把若干与此核心价值观念并不相干的思想意识吸纳并且同化。
这其中，“专一”和“忠”的结合，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专一”本来是形容人们在为人处事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有始有终”，本身并不包含什么道德上的褒贬。而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坚持“专一”态度的人越来越少，“专一”就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就带上了道德色彩。
而“忠”在最初，也只不过是恪尽职守的意思。在《论语》里面，孔子的弟子曾参（曾子）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在这里，“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为别人效劳、谋划的时候有没有尽心竭力、恪尽职守的意思。此时，并没有要求什么“忠贞不二”，更没有要求“尽忠死节”，所以人才都可以自由流动，还产生了吴起那样令曹操称赞为“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的军事自由职业者。
可是，随着君主政治的逐渐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洞效应也越来越强，终于让“忠”和“专一”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这样的偏执话语，并且还让这种偏执成为人们心中习以为常的正统观念。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在“忠”与“专一”还没有紧密结合的时代，忠臣是怎样变成叛徒的。
后知后觉的忠臣
我们要说的这位“叛变”的忠臣，是春秋时期的名人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是楚国人。他的父亲叫伍奢，还有一个哥哥叫伍尚。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历代凡是和君主冲突最激烈、最后兵戎相见的，基本都没有普通百姓，而绝大多数都是王公贵族，伍子胥也不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在统治的最高层，却总是出现可以颠覆君主统治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促使伍子胥与楚国闹翻的，是他全家被灭门的事件。而他的家庭之所以被灭门，则来自一桩“喜事”。当时楚国的君主是楚平王，楚平王的太子建最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太傅——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而太子身边的另一位官员少傅费无忌对此十分不满，他知道如果平王去世，太子即位的话，伍奢肯定就是宰相，自己却不会受重用。于是，他想尽办法想要除掉伍奢，抬高自己的地位。费无忌想出的办法，就是制造楚平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伺机进谗言除掉伍氏家族的力量。
太子建到了该成婚的年龄，平王就派费无忌做迎亲特使，去秦国迎接太子妃。费无忌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于是把太子妃接回来之后，没有向太子汇报就直接报告平王说：“这个女子是绝代佳人，大王可以自己娶了她，再给太子另外娶一个妃子。”
平王听从了费无忌的建议，把秦国美女纳入后宫，十分宠爱，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太子的婚事，给他另外娶了一位妃子。这件事带来的唯一变化，就是楚平王把费无忌也调离太子身边，让他侍奉自己。
企图利用婚姻问题挑起父子争端的计划居然没有起什么波澜，费无忌十分不甘心，因为他知道，只要伍奢不除，自己的地位在太子继位的时候马上就会变成泡影。于是他多次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建，让平王对太子疏远，派太子出去驻守边疆。
说到这里，似乎传统评书和小说里面的故事情节再次翻版出现：奸臣一再进谗言，迫害忠臣，忠臣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在即将被满门抄斩的关键时刻，忠臣家中有一个男丁侥幸得以逃命，并且从此一边流亡一边走上复仇雪耻的道路——这是一个十分老套的框架，但是却能够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变成事实，这一次，那个暂时偷生并且最终将成为复仇英雄的，轮到了伍子胥。
费无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可能会对他造成杀身之祸的太子，更不会放过他潜在的对手伍奢。于是，他再次利用楚平王娶了原本许配给太子的秦国美女这一事件，在平王面前造谣说太子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他还十分“设身处地”地为平王着想，故作诚恳地要求平王对太子的行动早作防备。他甚至编造出一个故事，说自从太子被派去驻守边疆以后，就凭借着统领军队的权力和自己的太子身份，对外和诸侯频繁交往，可能就要率兵进入都城作乱。楚平王将信将疑，就把辅佐太子的太傅伍奢召回首都来审问。
由此来看，楚平王还不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君主，他还知道审问一下，看看是真是假。但就是这个不算昏庸透顶的君主，最后却被小人利用，而奸臣却总是能够一次次得手，那么，被迫害的忠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什么就对费无忌这个小人束手无策？这个问题是所有谈伍子胥生平的人都没有说到的，更没有解答。
费无忌是个奸佞之人，这一点是在他的表现中慢慢显露出来的，但是，他当初是如何做了楚国的高官，而且还是辅佐太子这个国家接班人的官员？而作为国家的栋梁、朝中的重臣、太子身边的第一号辅佐大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什么没有在费无忌的奸诈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时候察觉到，并且对他进行处理？
观察一个大臣的言行品性，然后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可以重用，是否应该处治，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栋梁应该做的，在春秋战国那个官员任用和考核制度还特别不完善的时代更应如此，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重臣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但是伍奢没有做到，不但如此，他对费无忌那些伎俩不但没有及早识破，而且还没有应对的办法。
看起来，这好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实际上，因为费无忌心机很深，而伍奢又从自己所固守的伦理道德标准出发，认为人人都应该像自己一样光明磊落，不会有背后玩阴谋诡计的情况发生，才会忽视了费无忌暗地里使用的狠毒伎俩——如果伍奢是一个普通人，他这样的表现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善良、宽厚、没有心机，但作为楚国的重要大臣，伍奢没有及时发现费无忌的小人行径，反而从一开始就毫无戒备，使得费无忌这个奸臣能够当道横行，甚至步步进逼。
从这方面来看，伍奢的才能不足，又身处高位，所以在政治这种诡谲又危险的游戏中，他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而且是作为权力欲膨胀的小人前进的绊脚石，必将被扳倒。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费无忌，也会有其他的奸臣，所以，伍奢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伍子胥的复仇，也是注定了的。在这个复仇与除奸的基调之下，伍子胥的反叛之路被认可了，因为他反对的是奸臣当道的楚国，是奸臣控制的政权，而不是君主本身。
家仇如何成为国恨
伍奢被楚平王召回之后，他心里十分清楚是费无忌在平王面前说了太子的坏话，所以作了辩解：“大王怎么能仅仅凭着搬弄事非的小人所说的坏话，就疏远骨肉至亲呢？”
显然，这种辩解毫无说服力，虽然“疏不间亲”是待人接物的普遍性原则，但在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相残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因此伍奢的话无法证明太子是清白的。
伍奢是个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这样可以说服楚平王，可是却遭到了费无忌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反驳。费无忌说：“大王现在如果不制止，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大王将要被太子发动兵变逮捕，成为阶下囚了！”
楚平王一方面对伍奢这种空洞的辩解不信任，觉得伍奢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与太子是清白的，只是在搪塞；另一方面听了费无忌的话有所动摇，于是大发雷霆，把伍奢囚禁起来，同时下令派人去杀太子建。不过太子得到了消息，就逃到宋国去了。
费无忌听说太子逃走，就劝说楚平王斩草除根，把伍奢的儿子都杀掉，于是献计让平王用伍奢作人质，召来他的两个儿子。平王就派使臣召伍奢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京城，我就让你父亲活下去；不来，我现在就杀死伍奢。”
接到这个命令，兄弟两个商议起来，伍尚打算前往，伍员（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回去，本意并不是打算放父亲一条生路，而是担心我们逃跑产生后患，所以用父亲作人质欺骗我们。我们一旦回去，就要和父亲一块处死。这对父亲而言有什么好处呢？去了，我们就肯定报不成仇了。不如逃到别的国家去，借助别国的力量洗雪父亲的耻辱。一块去死，是没有意义的。”
伍尚说：“我知道去了最后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如果不去的话，以后万一不能洗雪耻辱，就会被天下人耻笑，说我们不顾父亲的死活苟且偷生。”结果，他就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楚平王的召命——其实就是逮捕，而伍子胥则一个人逃亡，去投奔流亡在宋国的太子建。伍子胥逃走了，楚平王就把伍尚和伍奢一起杀害了。
从营救父亲这个事情上来看，伍子胥完全是冷静客观地去分析，而他的父亲和兄长，则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不管事实的情况如何。
伍子胥和他的父兄都知道，两个儿子回到京城，对父亲的生死毫无用处，去了就是一起被杀，如果不去而选择逃走，还有一条生路。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可是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都会先考虑君臣父子之道，他们觉得，作为臣子，不去就是不听君主的命令，作为儿子，不去就是不顾父亲的死活。这种道德观念，让人觉得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十分迂腐。
当时的情况是，奸臣费无忌当权，想要残害太子建及其支持者。因此，伍氏父子如果还是恪守礼法而不采取对策，只能助长奸臣的气焰，对国家不会有一点好处。伍子胥选择流亡他乡寻找机会报仇的做法才是明智的，可是他的父兄呢，除了成就了忠臣的名声，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
可以说，正是伍子胥的父兄所代表的“忠臣”们所持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让国家没有得到什么保障，反而让奸臣能够不受约束地横行霸道，这才是伍子胥走上流亡道路的关键原因。
《三国演义》的评点者毛宗岗就说过，“忠厚为无用之别名，非忠厚之无用，忠厚而不精明为无用也。”值得玩味的是，伍子胥流亡之后，还是要为这无用的忠厚去报仇。
伍子胥的流亡生涯十分坎坷，先到了宋国，和太子建会合之后一起去郑国，又从郑国到了晋国。结果他们被卷入晋国的政治野心之中，晋国的君主希望他们做内应一起灭掉郑国，太子建也同意了，结果事情败露，太子建被杀，伍子胥只好和太子建的儿子胜一起再次出逃，向吴国流亡。路上遇到重重的追兵，好在凭着伍子胥的机智勇敢才得以摆脱。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还没逃到吴国京城，就得了病，在中途停下靠讨饭生存。到达吴国的首都之后，当时的吴国正是吴王僚刚刚当权执政，公子光为将军，伍子胥就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吴王。
过了很久，楚平王因为楚国边邑钟离和吴国边邑卑梁氏都养蚕，两地的女子为争采桑叶相互撕打，就大发雷霆，以至于两国起兵相互攻打。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就回去了。伍子胥以为自己报仇的机会已经到来，于是就劝说吴王僚说：“这次我们取得了胜利，说明楚国是完全可以被我们打败的，希望再派公子去和楚国开战。”
公子光听说伍子胥建议再次攻打楚国，就对吴王说：“大王要慎重考虑一下，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国杀死，他劝大王攻打楚国，是为了报他的私仇。攻打楚国未必可以大获全胜，可能对我们吴国会有影响的。”
伍子胥知道公子光这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寻找托词，而且公子光的本意是想集中自己的力量杀死吴王僚而自立为君，所以让他暂时放下自己的计划而劝他去攻打楚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伍子胥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专诸，然后他自己暂时离开朝廷去务农，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
复仇者的历史怪圈
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伍子胥失去了直接报复楚平王的机会——楚平王去世了。他所宠幸的那个秦国美女所生的儿子轸继承了王位，即楚昭王。吴王僚趁着楚国国丧，派烛庸、盖余二公子领兵袭击楚国。楚国出兵切断了吴国军队的后路，使吴军不能回国。吴国国内空虚，公子光就命令专诸暗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公子光就是日后的吴王阖闾。
阖闾即位以后，在国内的政治野心已经实现了，就召回伍子胥，和他共同策划国事，希望靠着伍子胥的才能来对外称霸。这个时候，伍子胥在吴国，又如同他的家族在楚国一样炙手可热，他就是以此作为起点，正式开始了复仇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