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的副题为“隋乱唐盛三百年”，仅从这一点来说，标题就与内容大不相符。书中对“隋乱”只寥寥几笔，而且缺乏有见识的分析，全为了引出唐朝建立的过程，因此，这“隋乱”等于没有写；同样，所谓“唐盛”，内容也多为宫廷斗争、政治阴谋，读来全无“盛世”的华彩与大气，可谓文不对题。
如此看来，这一副题除了比附《明亡清兴六十年》之外，与本书主题并不切合，不如仅保留“大唐帝国”这个主标题妥当。
书中的主要内容，便是唐代血腥的政治动荡、权力争夺，在笔者看来，这不但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历史的误解。扭曲源于作者对历史的误解，而扭曲更会加深读者对历史的误解。的确，争夺权力是中国帝制时代高层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们不必讳言唐代也有此类的血腥政治，但这是否就能成为书写唐代的基调？
在《大唐帝国》中，随处可见作者对唐代政治残酷性的揶揄，最为典型的就是对“贞观之治”与“玄武门事变”之间关系的解说：“理想国时代因玄武门血腥事件而启幕——这不是件充满讽刺的事吗？”（102页）应该说，持此种观念的，并非陈舜臣一人，他们觉得历史上的“治世”也好，“盛世”也罢，其实都是丑恶的政治斗争过程中的插曲，真正体现政治中人性因素的，不是对“太平盛世”的追求，而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这种基调，在前些时风靡一时的“清宫戏”与作家二月河的清代皇帝系列小说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作家与编剧们以政治斗争为主线，而文治武功、国富民强则作为斗争间隙的点缀，这种写作思路已经高度程式化，以至于历史剧完全是“清宫戏”模式，无论什么时代，一开场就是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剧情。
斜视：历史理解的误区
如此去理解历史、诠释历史，只能让历史脸谱化、模式化。事实上，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就以政治斗争为例，有人完全是为了个人的权欲与私利，有人则是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比如唐玄宗时代著名的宰相姚崇。而陈舜臣等作者，则将政治斗争理解为单纯的行政资源内耗、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只看到历史表面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没能将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出来。
同样是对“玄武门事变”的理解，陈舜臣认为，这与历史上其他的宫廷政变并无不同，是为了争夺权力而发动的军事政变。但是，他除了对事变的主人公唐太宗李世民进行讽刺之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李世民功高盖世，却不能通过正常的程序成为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除了发动政变消灭对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体制因素，促成了这样一场人伦惨剧？李世民、李渊、李建成、李元吉，究竟谁更应该对这段历史负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曾对玄武门事变进行了一番评论，他以道德伦理为出发点，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假说：如果李渊能够选贤而不立长、李建成能够大度地退出、李世民能够避嫌远离斗争旋涡，也许就不会出现兄弟相残的结局了。
此论虽然有些迂阔，但从中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司马光正是希望李渊父子三人不拘泥于固有的皇位继承制度来解决争端。那么，到底皇位继承制度在李世民与李建成的储位之争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双方又是怎样利用这一制度打击对手、维护自己的合法性的？今人讨论这场兄弟之争，也正应从司马光提出的这个假设出发，分析制度在这场纷争中的作用。但是非常可惜，陈舜臣先生依旧从旧史家的立场出发，就皮毛谈皮毛，停留在军事政变的现象上描摹细节，有失深度。
此类例子在全书中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究其原因，在于作者对《十八史略》采取的是“临摹式写作”而非研究型写作的创作方式。《十八史略》本身就是对纪传体史书的裁剪和转抄，本身缺乏深度，而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包括这本《大唐帝国》，则是对《十八史略》的文学化临摹，无论情节上、思路上，都受到所选素材的限制。
陈舜臣选择《十八史略》作为素材文本的原因，前文已经提到，是为了适应日本的文化背景。而日本读者对《十八史略》本身较为熟悉，因此，在选择了这一素材后，就不能脱离开《十八史略》的文本，这样无异于自缚手足，只能在通俗的层面将文章做细，在观点与见识上无法突破。书中对于唐代边疆问题的错误描述也屡屡出现，应该也是拘泥于《十八史略》文本而未作事实探究之弊。
也正因为这种“文本临摹”的写法，让笔者在阅读此书时，能够非常顺畅地从头到尾通读——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阅读顺畅，说明作者的文字功夫好，但也说明读者对此书的内容比较熟悉，没有疑点，没有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观点冲突与交流，于是只能如翻流水账一般将书看过。
事实上，一本好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引发争论，能够让读者在自己感兴趣而又与作者意见相左的段落停顿下来思考、反复琢磨。笔者在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与雷家骥先生的《武则天传》时，每每中途停顿，思考作者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正是在停顿的思考中，获得了一种阅读的乐趣与充实感。但《大唐帝国》却不能让读者产生这种停顿，换言之，此书只是在“讲故事”，而没有“讲道理”、“讲观点”。
水土不服的“认祖归宗”
一本平淡无奇的书，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好书，而不能引发争论、不能令读者停顿下来思考的书，则无法成为真正的畅销书。一本书若要畅销，除去出版者进行宣传与销售渠道的推进之外，内容必须受到读者的关注。而《大唐帝国》一书，目前只是通过宣传手段扩大影响，具体的做法就是强调此书在日本的销量，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书的推荐，使用类似于《明亡清兴六十年》的副题等等。而以唐代历史为题材的几部电视剧在不久前的热播，则是此书的主题“大唐帝国”所具有的市场潜力。不过，只拥有一个符合市场需求的主题，不是成为畅销书的充分条件，何况新近推出的同一主题的书籍并非只有这一本。在同一主题范围内，内容的高下是能否畅销的关键。
正因为此书是陈舜臣先生多年前在日本所写，所以与今日的读者习惯存在较大的距离，具体而言，主要有三：
其一，写作方式上，目前的读者更喜欢点评式的、作者观点独到而且有启发性的书籍，而此书则采取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作者的观点、思想并不突出。对于习惯了评论体的中国读者而言，此书的风格过于老套。此书对《十八史略》进行“临摹”的写法，在十年之前的中国出版市场比较流行，当时的历史普及读物大多以翻译史书中的故事为主，但随着这一普及过程的基本完成，今日的读者对此类作品已经不再有兴趣，相反，会产生审美疲劳。而且，此书作为《小说十八史略》的一部分，用小说体设置章节，而非目前读者喜闻乐见的专题形式，也不像今日畅销的历史图书一样将各种史料进行排比分析，寻找其中的差异与疑点，因而显得过于平淡。
其二，文化背景上，因为此书原本为日本读者所写，因此以在日本十分著名的《十八史略》为主要素材，但《十八史略》在中国并不具备广泛的影响力，读者不知此书取材的文本，因此难以就此点在阅读时与作者进行交流。相反，熟悉了白话《资治通鉴》的中国读者，会觉得此书的内容不如《资治通鉴》记载得详细、精彩。而此书中偏重对政治斗争、阴谋权术的叙述，也正符合日本大众文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而中国读者对于唐代的印象，除去这些政治方面的内容之外，还十分关注李白、李商隐等文人在政治中的经历，以及唐代社会的风貌、盛唐气象与“康乾盛世”的差异等问题。这些内容没有成为本书的重点，也会令中国读者失望。
其三，此书的篇幅过长，不适应现在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从之前畅销的“正说”系列，到《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篇幅都只是此书的一半左右，读者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读完。而此书因为要讲述整个唐代的历史，因此在求全的前提下字数过多。如此长的篇幅，而且缺乏点评，令读者不易通读。
以上三个问题，基本上皆因对《十八史略》的文本临摹而生，可见文本临摹这一误区对于历史文学创作的妨害。那么，如何去除这一不良影响？柏杨先生的《白话资治通鉴》恰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他以《资治通鉴》为主要素材，但并未停留在做翻译这个层面，而是将自己的理解融入其中，既保留了《资治通鉴》的大体框架，又有作者个人的史识与评论在，二者相辅相成，文字流畅而通俗，观点犀利又不失风趣，足可见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这“三长”在通俗历史文学作品中亦同样适用。
“借鉴史学”的罪与罚
唐高宗的假象与真相
唐高宗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背后却布满了陷阱。人们在问这个问题的同时，是将他的个人性格与政治作为混为一谈的。当人们关注他是懦弱还是坚强的同时，其实是想知道，他是无能的昏主，还是有为的明君。
在一千多年来的讲史、评史活动中，这些问题都是从一个核心的问题生发出来的：为什么唐高宗如此依恋武则天、信任武则天？武则天又为什么应验了那个“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政治预言，颠覆唐朝、建立武周？
传统的看法是：高宗朝的政治主角，是武则天而非高宗本人。严谨的研究文章与荒诞的传奇故事都将武则天置于聚光灯下，高宗只能算是舞台上的一个配角，被武则天利用、迷惑，作为武则天的附属物而存在。偶尔有对此观点的反驳，也仅是就史书记载作一些现象描述，对深受传统影响的人们而言，这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唐朝江山在高宗时期会一步步落入武则天手中？
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以下简称《真相》）一书，就是直接回应以武则天为中心来看待高宗的这一传统，将高宗从“武则天中心论”所制造的叙事方式中剥离出来，客观地评价这位大唐帝国的第三任皇帝的著作。
此书的最大特色，就是没有缠绕在“武则天中心论”中，没有无谓逐字逐句地反驳与批评，而是直接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寻找高宗的真实形象，从而破除原有的假象。
《真相》一书从高宗的早年经历讲起，在一些未被注意的细节中发掘高宗的性格特征，并有意地将他的个人性格与执政风格有所区别。
应该说，挖掘高宗的性格特征，并从中推测他为何对武则天如此依恋，是一些小说家与传记作者尝试过的工作。他们多以高宗童年经历、家庭关系入手，得出的结论，基本是高宗有类似恋母情结一样的心理状况，以此来解释他对年长的武则天的感情，但最后还是回到“武则天中心论”的窠臼之中，只不过是为其作注脚而已。
对这种倾向，作者极有自觉地说明，性格虽然重要，但也不能唯性格论，并对研究性格的方法提出反思：“德国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生活风格即性格类型决定于家族情境和家庭气氛，如出生顺序、有无父母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关系和性质等。很明显，这种理论产生于核心家庭占据社会主流的时代，也适合典型的核心家庭的性格分析，但是并不适合帝王之家。”
既然如此，那么适合帝王之家的性格分析应以什么为基础的？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政治，以及宫廷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在对高宗所处的政治环境、宫廷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的解析中，作者得出了新的结论：高宗不是扮演着家族中的小兄弟的形象，而是在妹妹晋阳公主面前以长兄的身份出现。此外，其父太宗皇帝的形象对他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使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宽厚、深沉而多谋善断的形象。
重塑了高宗的个人形象后，作者更是着力于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探究高宗的执政风格。经过对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分析，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高宗不昏庸，而且极有决断力与政治智慧。他在位期间，将最高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让其他人包括武则天窃夺。
这个结论对“武则天中心论”十分具有挑战性，属于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颠覆，因而也极有风险性。但作者通过细密地分析将结论一步步推导出来，丝丝入扣，又令人不得不相信。可以说，通过对高宗历史形象的重建，已经部分地颠覆了“武则天中心论”。
那么，作者为什么能够发现高宗的“真相”呢？
皇权的凸显与“政治探微发覆”的必要性
作者对“武则天中心论”的反思，其实是对“借鉴史学”传统的反思。
反思不但需要明确的态度，更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
《真相》采用的方法，就是实证史学“用事实说话”的考证分析，将一切历史评价与历史叙述还原到史料之中，在史料甄别的基础上寻找历史真相。这本是史学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但在通俗讲史中却并不多见，因此，对一般的观众及读者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讲历史的方法。
作者所选取的切入点，是政治活动中的唐高宗。这是回应“武则天中心论”与“借鉴史学”的需要，因为它们的历史叙述重点是政治，以及武则天对政治的干预。
通过对政治事件的考察，《真相》告诉我们，高宗之所以与舅舅长孙无忌决裂，不是因为长孙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也不是因为武则天的挑唆，而是君臣甥舅之间在此之前就因为权力问题产生了裂痕，此举不过是高宗顺水推舟地削弱长孙势力的行为而已；在击败长孙集团、获得皇帝应有的全部权力后，高宗也是独一无二的掌权者，武则天不过是他身边最亲密的助手与参谋。
初读这些论断，笔者隐约觉得其间有未说明的大问题存在，几次在书中前后求证，方觉得这正是中古史学界长期探讨的“唐宋变革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或称君主独裁）之间的嬗变。
《真相》在考察唐高宗时期的政治状况时，虽未直接加入到对“唐宋变革论”的讨论之中，但也必须作出判断：当时的政治是属于皇权政治还是贵族政治？这种政治的主要运作形式如何？谁是中枢政治中的主导者，其权力如何表现？
在考察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高宗即位初年的政治事件、废王立武过程中的参与者心态、立武氏为后的决策过程时，作者在史料中梳理出了一条主线，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形态，属于皇权政治；长孙无忌之所以与高宗产生矛盾，正因为他在权力上的僭越；许敬宗、李义府、李勣等人在废王立武事件中的态度，也出自对当时政治形态和政治格局的认识；最后皇后废立之事的完成与对反对者的处理，决策者正是高宗，他之所以如此做，正是出自对皇权的维护和对皇权政治的巩固。
《真相》一书对高宗时期政治的认识，正是在史料考辨的基础上，从一些具体事件的考察，判断此时期的政治形态为皇权政治而非贵族政治，并由此对高宗的历史形象作出判断。而作者的这种判断，也正是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上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