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唐代前期的政治形态，陈寅恪先生曾提出过“关陇集团”为执政主体的看法，并认为这一局面结束于高宗朝废王立武事件，汪篯先生对此观点也作了进一步论证。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了陈寅恪的观点，并持认可态度。那么，为什么作者判断当时的政治形态是皇权政治的同时，又赞同陈寅恪基于贵族政治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呢？
这其实反映了学术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自内藤湖南的学说问世之后，日本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创见颇多，而且论证充分，中国史学家中最优秀者如陈寅恪也基本赞成此说，故而中世属于贵族制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经典理论。对这一观点，反证者不多，虽然有学者如黄永年先生曾对关陇贵族问题进行质疑，但也并未涉及到政治形态问题。在讨论高宗朝政治形态问题时，摆在作者面前的，仍是内藤湖南、陈寅恪的经典论断，所以作者在得出结论后，仍是以陈寅恪的观点作为补充。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责备作者的论证出现了基本的逻辑错误，而是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学界能够为通俗讲史提供的成果不多。
在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后论》中，便提出了对“唐宋变革论”中所谓中世属于贵族政治、近世属于皇权政治的委婉批评，认为东晋时代大族执政的形态只是皇权政治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变态”。《真相》一书在对高宗朝政治进行考察时，也认为长孙无忌掌权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上并不合理，其实，这种情况也可以称之为皇权政治的“变态”，但是作者没有这样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应该看到，田先生的结论，是在对东晋一朝历史的整体把握与案例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因此可以作这类全局论断；而《真相》中对高宗朝政治的分析，时段上并不长，也未广泛涉及到所有的重要案例，因此作者对这一问题保持了缄默。
在作者缄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学界对此时期政治形态问题研究的不足。假使我们有汪篯先生考察唐玄宗朝政治、田余庆先生分析秦汉魏晋政治时一样的探微发覆之作，也许《真相》对高宗朝历史的讲述会更精彩，揭示出的问题也会更深刻。
有时，我们会抱怨通俗出版物与讲座不能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述给大众，但有时，我们需要转述的时候，却发现学界自身在某些方面努力不足。由通俗讲史发现专业研究的不足，对学界而言，也许与在书斋中读史籍、做题目的价值不分高下。
讲史风格如何与研究范式互动
《真相》是一部通俗讲史的作品，但也是一部有学术背景的读史心得。因此，在读此书时，我们也应思考研究与推广、考证与叙述之间的关系。
此书的底本，是作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讲述唐高宗的讲稿，本次整理成书，保留了讲稿的原有风格和框架。从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在叙述方式上，以传世史书为蓝本，勾勒出唐高宗真实的人生经历；在讲解思路上，对“武则天中心论”下的叙事方式和历史评价进行重新审视，客观地评价武则天在高宗时期的政治地位，以及她是否对唐高宗的政治决策产生影响；在叙述重点上，着力分析高宗时期一些重要政治决策的出台原因，进而复原唐高宗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廓清唐高宗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
也许这种分类方式会让某些读者感到困惑：此书从目录的结构与行文而言，是以叙述为主要方式的，笔者所言的“三个部分”并无明显的体现。然而，这种结构区分并非笔者的臆造，而是作者的基本思路，只不过在行文（其实是电视讲述）过程中突出了叙述的部分，其他的两部分融入到了叙述的细节之中。对于这种结构区分，作者本人其实也高度地自觉，此类按语常常可以在文中出现：
“因为历史的记载如此，唐高宗的历史被罩上了很重的武则天影子，以至于我们要想公平地考察唐高宗的历史功绩，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讨论武则天。“在我们评价唐高宗的时候，不得不涉及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但是，一味地讲两人的关系，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抹杀唐高宗自己的功绩。
“我们看到，对于高宗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武则天的牵连。”
以上只是笔者随手拣得的一些例证，而最能体现这种结构区分的，是此书中的三篇：《帝后一家》、《亲密战友》、《升平皇帝》。
可见，缠绕在作者心头的，仍是如何破解“武则天中心论”的影响，重塑唐高宗的历史原貌这一追求。正是这一追求，让《真相》一书的目录结构显得头重脚轻：讲高宗获得政治独裁权力、击败长孙无忌集团的篇幅超过了全书的一半；而其余如早年经历、晚年政局、文治武功等内容合在一起亦不敌这一部分；野史小说中以为奇宝的皇帝私生活、太子贤的身世之谜等问题，更是如蜻蜓点水一般不做详述。
如果我们按照通俗讲史的标准来看待此书，这一目录结构无疑是不合适的，因为未能将高宗一生各时期、各方面的表现给予相近的章节分配；但这一形式显然是有其渊源的，那就是学术研究中重问题而轻叙述的传统。
在学术研究中，往往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作无重点的叙述，带有学术性的史书写作其实也是如此。从作者的目录结构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讲完了高宗与长孙集团的斗争，就足以让大家明白高宗的“真相”是什么，不需要再多举例子，更何况此后的事情与“真相”相关的太少。
同样，作为由电视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的《真相》，也要带上电视讲座的一些特点。学术重问题，而媒体重悬念， 有问题不代表有悬念，反之亦然。
在此书中，作为附录的《公主之死》可以说是对问题的解析，其中不但有对武则天扼杀幼女这一传说的事实考辨，更有对几部有关唐代历史的基本文献的反思。但这样一篇重问题的文章，却未能列入正篇，这就是媒体重悬念的作用了。
作为高宗与长孙集团斗争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公主之死》若加入到正式内容中，不但给观众以插入一段离题较远的小事的感觉，更会影响前后相关内容的连贯性。对悬念性较强的电视节目而言，打断整体的连贯性就相当于消除悬念，笔者猜想，这也许就是此文未入正篇的主要原因吧。
同样，《从殿下到陛下》一节，读来虽有悬念，但问题感不强，虽然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总觉与全书整体的风格不甚一致。
笔者举出这两例，并不想由此而否定“悬念”这一选材标准，只是想让《真相》一书所具有的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特点与二者的冲突呈现出来。只有充分地注意二者的冲突，才能使二者在更高的层次上交融。
笔者由此想到，如果要让学术性较强的通俗讲史作品真正深入人心，除去期盼出现能跨越两个领域的大师之外，让两个领域互相倾听、互相尊重、了解彼此的特点，就目前以传媒方式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形态而言，还是极为重要的。
对反思“借鉴史学”的反思
《真相》有一个参照系，就是“借鉴史学”。此书的主要立意，就是要破解“以史为鉴”传统下的“武则天中心论”，用科学的实证史学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这一点而言，此书已经取得了成功，将唐高宗的形象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基本撇清了他对武则天篡权的责任。
在这一科学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对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历史应该如何认识？既然不是高宗的责任，那么武则天是怎么篡权成功的？她篡权的动机又是什么？如果说高宗本人在武则天专权、篡权的事情上没有直接责任，那么他所缔造的政治格局是否应该为此而负责？
这些问题不是此书要解决的问题，但也许是读者会提出的疑问。在打破了一种叙事传统之后，如何建立起一个新的历史解释与叙事模式，其实是摆在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显然，作者对“借鉴史学”任意曲解历史的行为十分不满，原因是其在史实判断上有问题，又在这种有问题的判断基础上寻找借鉴。那么，如果对可资借鉴的人物、事件的描述是真实可靠的，那么“借鉴史学”是否还有问题？这也是作者没有明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