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史学”的动力来自对现实的思考，就古代而言，更多的是出自对现实政治的反思，故而在当代曲解前代的情况实属难免。而当我们已经跨越千年、回望历史时，在梳理事实的基础上寻求借鉴，以一种非迫切、急进的态度去理解历史，似乎对开启民智不无帮助。
就以《真相》中的第十四讲《亲密战友》一节为例，其中提到高宗欲使武则天摄政，作者的解释是，因为武则天最熟悉高宗治理天下的方式方法，而高宗又最了解武则天的能力，他又认为武则天没有野心也不可能篡权。
讲到这里，作者并未继续分析为什么武则天最终会产生野心并能够成功篡权，因为这已经脱离了本书的主题。但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在以高宗独裁为基础的政治格局下，高宗以皇帝的权威对武则天的政治能力予以肯定，并且给了她独自处理政事的空间，才让武则天逐渐形成对独裁权力的渴求，接下来她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独立掌权寻找到基础而已。换言之，摄政之议虽未实现，但高宗已经将武则天心中的猛兽放出，以后再要收押进去，已是不可能了。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当时以君主独裁为基础的皇权政治的作用。如果作者能以他对此事的分析作为基础，对皇权政治下的政治家心态作出分析，将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史学”题目，但作者却无意为之，在笔者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孙中山将中华民国总统之职让与袁世凯之事，著名报人邵飘萍曾作出如此评论：
总统非皇帝。
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
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总统与己。
此言若与高宗欲令武则天摄政之事相联系，颇可令人感慨，也正能让人看出高宗时期的皇权政治存在的弊端，或者正可以此解释近代科学的史学建立之后，高宗仍被理解成武则天篡权的罪魁祸首的一个原因吧。
在启蒙与媚俗之间游走
我们为什么读史？在几乎人人都多少读一点“史”的今天，这个问题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但就像《皇帝的新衣》里必然要有一个叫嚷出声的小男孩一样，面对全民读史的盛筵，也需要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疑问。
朱建军《中国的人心与文化》一书，就是自问自答、解析中国历史背后的文化特质的一部著作。严格地说，这本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评论，而应该算作文化杂谈，但因为其中涉及对一些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加之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本就是一个与历史牵扯不清的领域，故而此书也可以归入到广义的历史感悟、评论类图书之中。
在历史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地位与八卦新闻不相上下的今日，人们究竟为什么要了解历史？是增广见闻还是附庸风雅？是寻找传统还是古为今用？都是，或都不是。
生活与科技高速进入现代化，让我们将自己对传统的认知与认同弃置在几十年前，当我们忙碌之余回味生活的时候，总会想：我们是谁，我们与其他国度的人们有何不同，如何证明这一不同？这种惶惑，其实就是在历史感的缺失情境下，对文化认同的渴求。唯其如此，我们才格外需要“让灵魂跟上脚步”，也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学术界根本就不是问题的一些话题，比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辛劳还是因为婚外恋”，比如“‘唯女子与小人难为养也’中的‘小人’指的是小孩子”这类错误，会在大众传媒领域掀起轩然大波。
既然读史能够让我们认识自己，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那么中国的历史又是怎样的一笔账？究竟是像鲁迅所说的那样，翻来翻去全是“吃人”，还是像钱穆所说的那样，有很多大创举，需要怀着“温情与敬意”去学习？
非常明确的是，朱建军先生并没有做出一个或鲁迅或钱穆的选择。他对历史的看法带有其职业（心理咨询师）的特色，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弊病，但有弊病不等于无药可救，其弊病可以医治，更可以预防。他的这本书，就是要为国史上出现的种种思想、现象开出治疗的药方。这药方有效与否暂且不论，他为传统诊病的这种追求，倒是中国传统医学中“上医医国”理想的明确表现。
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与思想史中的一些具体现象，以此为切入点，诊治中国文化所存在的痼疾。这种解读传统的方式并不特别新颖，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有过使用域外社会科学新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作品，而且此类作品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对历史类畅销书的估计。如果追溯得再久一些，古人读史书，更多的是学习其中的权变之术、用兵之法，而不是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则，更可以视为此类读史法的先驱了。
用非历史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分析文化，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20世纪80年代的将历史社会科学化的做法，其实是为了启蒙，为了推广某些思想或理论；今天，朱建军先生用心理学解析历史与文化，用意则在于告诉人们应该为什么而读史。他已无用心理学给大众启蒙的宏愿，但也不甘心讲几个历史故事博人一笑。在启蒙与媚俗之间，他艰难地试探着一条新的读史之路。
朱先生此书，力求梳理出中国的思想脉络，理清中国的文化走向，从而对其自身症结对症下药。这一基本思路大体上没有问题，但在实际的分析之中，却通过对墨家和法家的讲说，对伦理与道德的论述，对性别地位不平等的评议，将中国传统文化牢牢绑在现代思想的诊病台上，用今天的道德、思想、政治原则去非议古人，在古代寻找带有某些“现代精神”的象征物，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古与今、道德与非道德、怜悯与冷漠等方面一整套二元对立的模式，将现代的一些思想、精神直接移植到古代，探究“如果某某朝代就实行某某政策、拥有某种思想会如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先生进行的具体分析与评论，可以站得住脚的内容很少。
朱先生虽然避免了像说书般讲史、不关心人们的接受能力与认知能力的俗套，但却堕入了另外一种“媚俗”。
在朱先生的诊断体系中，预设一个大众所能接受的“正确、崇高与美好”的尺度，是其对中国传统进行诊断时客观与否的最大问题。这种“正确、崇高与美好”的思想与观念，似乎都并不是中国自身孕育出来，而是欧洲启蒙运动后逐渐成型的“进口药”。
窃以为，在对文化与社会心理进行解析、讲述的方面，刘小枫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其《沉重的肉身》不但逃离了媚俗的叙事方式，更是因注重人性而带有些许启蒙的意味。而朱先生的论述，很多时候由于尺度选择的问题，便回到了传统批判者的老路上，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对待传统；有时他也谈起颇具现代意味的话题，但最后的指向，往往与传统无关，只是在阐发自己的现代思想。
也许，在启蒙与媚俗之间游走，就如在跷跷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总是容易滑回到出发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在分析亲等关系、善念、恻隐之心等“仁爱”情感带来的弊端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一个老妇人、一个青年人、一个小女孩并排出现在十字路口乞讨时，我们应该给谁钱？对这个问题，朱先生的分析是，中国人可能作出的选择，缘于移情作用，是在亲等关系基础上建立的伦理关系的变形。但对这种“推己及人”的移情反应，朱先生是不大赞成的，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易贯彻而容易被放弃的道德。
无独有偶，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也提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他在香港曾喂过村中的小猫，但他不喜欢喂长相欠佳的猫，被邻家小女孩看到，她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新约》中的故事，讲应该如何对待那些因种种原因而落入弱势群体的人们。最末，刘小枫感受到的，是一种灵魂的触动，这与朱先生的感受截然不同。
我不想判断谁对谁错，因为这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也许，哲学家与心理学家看问题，因专业的不同，方法的不同，心境的不同，结论也自然会有差异。朱先生的历史解析颇有些尖锐，但充满了机智；刘小枫的伦理叙事节奏慢且专业词汇多，但闪耀着智慧。如果两者能够有一次交流与对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既不媚俗、也不大有说教意味的，真正的传统解析与思想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