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马政”之于宋代，始终是“国之大事”，战马主要以购买为主。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广马者，从广西向西南民族地区购买战马也。“广马”贸易之兴，则在北宋后期西北马路梗阻之后。宋室南渡，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广马”受到更多关注。南宋时期，宋政府设置了专门购买广马的机构和博易场所，以便购买更多的战马。“蕃夷要盐，如川陕用茶”，广马以“盐马贸易”为特色。活动在滇东以至桂西的“自杞”因贩马而崛起，一度垄断了广马贸易，其以贩马立“国”，几与南宋相始终，在西南地区多民族或不同族群活动的舞台上，颇具特殊性。在研究民族或族群势力兴起的不同类型中，具有某种代表意义。
“广马”在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有限交往中，担当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座活动的桥梁。“蛮马之来，他货亦至”，“广马”贸易在中国西南各族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弥足珍贵。宋代“广马”以及相关问题
由于战争的需要，“马政”之于宋代，始终是“国之大事”。马有牧养、购买之分，宋代战马以购买为主。买马地区北宋集中在四川、陕西一带，分别称为川马、秦马。南宋时更由广西路买马，与川、秦鼎足而立。故南宋时人言：“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五《买马牧马》；［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九《马政》下。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脱脱《宋史》等典籍将“广马”分作两类：“岭南自产小驷”与从“地连西戎”的大理国等地所购的战马，但一般所言“广马”，是指用于军事所需的后者，本文亦然。今人研究，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详于川秦马而略于广马。杜文玉先生近撰《宋代马政研究》一文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对有宋一代的马政做了全面的探讨，读后深受启发。然囿于篇幅，该文于“广马”亦未能多费笔墨。本文拟对“广马”以及相关问题做一集中的考察，希望有助于对宋代马政有一个更完整的理解。不当之处，恳请指正。一、北宋时期：“广马”的源起
“广马”以南宋为盛，溯其源起，则在北宋。早在神宗时期，宋王朝已经着手在广西地区开辟新的马源地，并设置了相应的经办官员。周去非《岭外代答》云：“自元丰间，广西帅司已置干办公事一员于邕州，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同措置买马。”［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经略司买马》。此职之设，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是西北战局的变化，马源受到威胁，如《宋史》所言：“熙宁七年，熙河用兵，马道梗绝。……元丰中，军兴乏马。”《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二是仁宗时期侬智高事件中，经过一番南方是否为“骑兵所宜”的讨论，宋政府最后派狄青率“西边蕃落广锐近二千骑与俱”［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才将事变平息下去，对岭南马战的重要性应该有一新的认识。而且也对广西马源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才有可能设员兼管买马。司马光在记侬智高事时有言：“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马。”［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熙宁十年（1077）十二月，知桂州的赵卨“乞专委横山寨主监押招诱蛮人买特磨道等战马”［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六，熙宁十年十二月甲午。，得到允许。绍圣元年（1094）三月，枢密院言：广西经略安抚司奏请“自四月一日已后至九月终，将邕州四指挥官马野牧”［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二六。邕州官马，应即从当地所收买者。苏辙哲宗初为绩溪令时，“适有朝旨，江南诸县市广西战马”［宋］苏辙：《龙川略志》卷四。此事未果，但可知北宋中期“广马”问题确已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镇压侬智高事件中，狄青以骑兵制胜对于广西军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地民族原不习马战，侬智高就曾说过，宋朝的步兵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闻狄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当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不胜则“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俟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元丰元年（1078）三月，广西官员报告说：当地峒丁“昨睹王师讨伐交人，因马取胜，愿习马战”［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八。进而要求以两江峒丁团成指挥，置马社，市战马，分给峒丁教习。出于防范的心理而惧于马战的威力，神宗下诏只令峒丁习溪峒所长武艺，勿教马战。提点刑狱彭云亦乞禁马战之术，建议让邕州马军于桂州习学而轮赴邕州防拓。
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宋政府制定了《横山寨买马格》，规定了广马的八个等级。针对“广马”制定规范化要求，自然是因为广马贸易此时已初具规模。但北宋“广马”主要仅用于“备边缓急”之用，如绍兴三年（1133）八月，广西地方官员黄迥针对原立定等格所说：“朝廷旧法，于本路邕州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只应副本路州军马军调习，备边缓急之用。”［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九。作用虽然尚还有限，然亦不失为南宋大规模广马贸易之先河。二、南宋“广马”机构以及博易场
宋室南渡后，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战马问题紧迫起来。建炎元年（1127）六月，宰相李纲就上言说：“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可披带者无几。”比起北宋常年有战马一二十万匹来，真是少得可怜。除建议在民间括马外，李纲还“请命川陕茶盐司益市马，募商人结揽广南之马，以给诸军”［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丙戌。由于川、秦马的许多不确定因素，对广马的采购显得更为必要，广西这块在北宋时期相对冷落之区引起了朝廷的日益关注。
建炎元年十月，“备知峒丁情伪”的邕州人李棫被任命为提举广西路左右两江峒丁公事。建炎四年，李棫受命即邕州置使买马，是为南宋经营“广马”的开始。李棫随即募人入大理国求市，大理国遣张罗贤以马样五十骑至横山寨，以求进一步市马。绍兴元年（1131）七月，枢密院上言广西经略安抚司乞支本路钱应付买马，诏令“不得过十万贯”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五。，似还有所限制。但北方“五路既陷，马极难得。议者谓岭外于西南夷接境，有马可市，而大理、特磨诸国所产尤多”，工部侍郎韩肖胄上言：“战以骑兵为胜。今川、陕马纲不通，而广右邻诸蕃，宜即邕州置官收市，专责成功。”［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丁酉。宰臣吕颐浩亦上奏言：“陛下临御以来，留意马政。然关陕诸州，半陷戎虏。四川道路通塞不常，战马难到行在。惟广西一路与西南诸蕃接连，密迩黎、雅等州，日进纲马节次到来，诸军颇以谓堪备出入行阵。欲望明诏有司于邕州置买马司，差有风力臣僚一员充提举官收买纲马。”［宋］吕颐浩：《论乞于邕州置买马司状》，载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四二。迫于形势之需，宋廷于当年十一月另派王趯充任广西经略干办公事，专切提举左右江峒丁及收买战马。当时道里，广西自静江府起发进马至行在二千八百七十七里，而成都起发马匹至行在为六千一百一十九里［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四。事有紧急，广马显然更能应付不时之需，如绍兴二年七月，朝廷令礼部支降给广西度牒、盐等，“限一月内”措置变卖，收买战马一千匹。在北宋经营的基础上，南宋政府加强了对广马的收买。从任命买马官员到设置买马机构，广马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心传《系年要录》卷六二载：绍兴三年（1133）正月壬午（二十六日），广西帅许中等因所市战马弱不堪用而被降官，“枢密院因请即雍州置买马司”，雍州即邕州。但《宋会要》载是日，“诏邕州置买马司”买马，“今后委本州专管”。又载：“二月五日，诏广南西路置提举买马官一员，以提举广南西路买马为名，于邕州置司。”且又载：“是月二十四日，诏令提举广南西路买马于宾州置司。”［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六。到底是分别置司还是只置一司？若是后者，是在何地先置？我们认为，广西仅置一司而非两司，先置司地是在宾州而非邕州。《系年要录》卷六三明载绍兴三年二月辛卯（五日），“初置广西提举买马司于宾州，俸赐视监杂司。凡买马事，经略司毋得预”。当月，新知建昌军李预迁任为“提举广西买马”。且言：“先是，提举峒丁李棫与帅臣许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属官任彦辉代领其事，移司宾州。”任彦辉兼提举峒丁在建炎四年十一月李棫停官之后、绍兴元年六月之前。任彦辉“移司宾州”，当为前李棫在邕州“提举峒丁”之司。绍兴三年二月在此基础上“初置”买马司于宾州，就不足为怪了。《系年要录》卷六四绍兴三年四月戊申又说：“初，提举峒丁李棫既罢，经略司更委通判宾州任彦辉就本州买马。道里迂远，大理马遂不至。”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提举广西买马李预也感到宾州不便，于绍兴四年二月十八日上言，要求“依旧于邕州置司”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七。，得到批准。可见自绍兴三年二月至四年二月，买马司设在宾州。并无同时在两地设买马司的状况。根据西马在四川、陕西均只各设一司的情况来看，同时在相邻的宾、邕两地分别设司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史籍载此不一，后人论此亦颇混乱。《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也许看出了问题，仅记绍兴三年二月于宾州置司事，对所谓正月于邕州置司事则略而不提，应当不是疏略所致。
绍兴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预建议“令宾、横、宜、观等四州并依邕州例，专管买发战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一。，得到就允。如此，广南西路缘边地区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已放在战马采购上，这充分显示了南宋政府对战马需求的紧迫性，“广马”重要性日渐显露，自然也要求更富于效率。买马提举官于绍兴六年（1136）被取消，买马事改由经略司直接负责。据《系年要录》卷一〇一载：这年五月乙亥，“诏广西经略使胡舜陟与邕州守臣同提举买马刘远措置市战马。时都督行府言：去岁所市马弱不堪用，于是提举官李预再贬秩。而更以其事付帅臣”。此后虽有复置之议，但终未被采纳。由帅臣兼领的买马司下，有二提举之设，各掌坐地收买和入蛮界招买。《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买马司事由帅臣兼领后，“令邕守臣提点买马经干一员置廨于邕者，不废也，实掌买马之财。其下则左右江二提举，东提举掌等量蛮马，兼收买马印；西提举掌入蛮界招马，有同巡检一员，亦驻横山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经略司买马》。
南宋在广西的博易场地，《岭外代答》载有邕州横山寨、邕州永平寨、钦州三地，但卖马地仅只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境）一场，这是南宋王朝所设的正式广马交易地。由于道里迂远，故不时有新辟博马场地的要求。绍兴三十一年（1161），自杞蛮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求市，帅司被迫为之量买三纲，“自是有献言于朝，宜州买马良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宜州买马》。乾道七年（1171）五月，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张维报告说：宜州管下羁縻南丹州首领莫延葚“乞为招买蕃马以报国恩”，又罗殿蕃“有出格马欲赴宜州中卖”，故已令筹办“就南丹置场”。且言：在南丹设场，不但“地里减半，又无险阻路”，而且“无蛮人深入之患”［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七。莫延葚也将“买马利害附托上进”，极言邕州马场的不便［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〇。但广西帅臣李浩认为事属“更易”而“难以施行”，广西提点纲马驿程李宗彦也说，在宜州设场“于边防利害不便，及与邕州买马有妨”，朝廷于淳熙元年（1174）九月决定住罢宜州买马［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一二。，关于改置或新设博马场地的议论就此而罢。而宋朝政府始终只允许横山一场博马的用心，可谓良苦！正如《岭外代答·宜州买马》所言：“本朝提防外夷之意，可谓密矣！高丽一水可至登、莱，必令自明州入贡者，非故迂之也，政不欲近耳。今邕州横山买马诸蛮，远来入吾境内，见吾边面阔远，羁縻州数十，为国藩蔽，峒丁之强，足以御侮。而横山夐然，远在邕城七程之外，置寨立关，傍引左右江诸寨丁兵，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之，然后与之为市，其形势固如此。今宜州之境虎头关也，距宜州城不三百里，一过虎关，险阻九十里，不可以放牧。过此即是天河县平易之地，已逼宜城矣，此其可哉？”三、“广马”岁额与买马数
北宋时广马购买数不详，但大观年间既已专为该地设《买马格》，数量必有一定规模。南宋“广马”有官定年额数，绍兴六年始定每岁“正额”为一千四百匹，随后的记载表明岁额一直保持在一千五百匹，实际买马则往往超过此数。由于来源不稳定，南宋“广马”在数量上经常波动，最高时达四千匹以上。
据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1130）五月戊辰载，这年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募董文等人入大理国，“厚畀之盐彩，使至其国善阐府求市。大理王许之。……既而大理遣其臣张罗贤以千骑至横山寨，会域罢归，事遂寝”。后人多以“千骑”作为南宋与大理国之间的首次大规模广马贸易，误。《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一八，“张罗贤”作“张罗坚”，其载邕州进士昌悫在陈献广西买马事谈到该事时说：“（大理）国王令备战马一千匹应付朝廷，先备马样五十匹，差人呈纳。若是中用，请差人使接上件马一千匹，差蕃官张罗坚管押随效用至横山寨。时李棫减罢，只令买马官支还价钱。管设张罗坚，遣还本国。”可见《系年要录》载失误，当年仅有五十匹马样至横山寨而非一千匹。绍兴二年（1132）六月，因诸军皆缺战马，乃命广西经略司以所买马三百骑赐岳飞、二百骑赐张俊，又选千骑赴行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五，绍兴二年六月癸巳。，如此，则当年所买广马在一千五百匹以上。又，广西帅臣许中奉诏市战马，在绍兴三年正月降秩之前，共得一千四百匹。以上为设置买马司之前史籍透露出来的一些买马情况。
《系年要录》卷六二言，自绍兴三年置买马司以后，“自是岁得千匹”，不过概言而已。当年有大理国请入贡且卖马，但卖马数不详。绍兴四年七月，提举广西买马李预“始市战马五百匹至行在”，但“类皆低弱”［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八，绍兴四年七月丁丑。绍兴五年秋，大理国王遣清平官以马五百及驯象随招谭昂入献，至邕州，还其马值而去其驯象。此后买马数逐渐增多并超过了岁额。绍兴六年五月，大理国有马一千余匹求卖，广西买马司言“今春买马已足”而无钱收买，高宗令“多方措置收买”［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三。当年十一月买马司言“本司招马官黄光敏发过马共三千五百匹”［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二之二四。，虽不能确定均为该年所发，但当年买马数应有相当的数量。《系年要录》卷一四三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广西买马岁额一千五百匹，至是徽猷阁待制胡舜陟为经略使，买马二千四百匹”，《宋会要》则载当年买马二千四百五十匹。《岭外代答·经略司买马》载绍兴二十七年，买马更高达三千五百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