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圣为能尽伦，自余于伦有不尽而非尽欺人以为伦也；惟王为能尽制，自余于制有不尽而非尽罔世以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乌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长世者乎（《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
三代圣王可以尽伦尽制，包括汉唐在内的后来君主虽然不能尽伦尽制，但是，不尽绝不是“假仁借义以行”的欺骗。因为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如果汉唐君主只是行“假仁借义”的欺骗，人民也会用欺罔来对付他们，就绝不可能有长久的统治。
二是所谓偶“有与天地暗合者”的“暗合”说，陈亮批评说：
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岂举世皆盲，便不可与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谓之暗合，不应二千年之间有眼皆盲也。……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长在，只是这些子殄灭不得者便以为古今秘宝，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这些好说话且留着妆景足矣（《又乙巳秋书》，《陈亮集》。）。
眼盲本身无视力可言，故朱熹的“暗合”不过是说汉唐本无天理，只有如“眼盲者摸索得着”的“暗合”天理。陈亮从人的常识出发，认为眼盲只是少数人，不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是盲人，也不可能两千年来的人都是瞎子，而无有对天理的认识。道学家说的两千年的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横流，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陈亮还指出了程朱为代表的道学家，一方面以“暗合”否定两千年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极力夸大自己的“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的狂傲，这一狂傲的不传绝学不过是只可以用来作装饰景点的“好说话”。而道学所要否定的“立功建业”，正是陈亮所要肯定的，在道学家看来，汉唐的“立功建业”不过是反天理的人欲、功利，而陈亮则认为，汉唐的“立功建业”的功利正是天理的实现，或道的体现。
“假借”说与“暗合”说在理论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承认心可以“有时而泯”，法可以“有时而废”，而有可以脱离人之外的所谓天理（《陈亮集·朱熹寄陈同甫书第八书》说：“但谓之无常泯，即是有时而泯矣；谓之无常废，即是有时而废矣。盖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其如此。”）。陈亮则说：
夫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使人人可以为尧，万世皆尧，则道岂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无异于桀，则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废亦已久矣。天地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可以牵补度日，则半死不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
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至于“全体只在利欲上”之语，窃恐待汉唐之君太浅狭，而世之君子有不厌于心者矣。……一生辛勤于尧舜相传之心法，不能点铁成金而不免以银为铁，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阙，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运，而我独卓然而有见，无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
针对朱熹的理论，陈亮明确提出心无常息、法无常废、道必须依人而存在的观念。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朱熹的“舍人可以为道”不过是佛教的理论。陈亮认为，道或天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如日当空，人有见有不见，但见与不见，都不害道与天理的存在；人非都是尧舜，故不能穷尽道与天理，这就是所谓心有不尽，法有不备；人又不都是桀纣，故不能完全背离道与天理，这就是所谓心无常泯，法无常废。在心有不尽、法有不备与心无常泯、法无常废之间，陈亮强调的是后者。既然心无常泯、法无常废，故人虽不能穷尽道与天理，却可以常行天理而合于道，而道或天理的存亡也不能离开人道而独运的。所以，汉唐虽不如三代，于道或天理有所不尽，但是，汉唐仍有天理的运行。若是以为汉唐以来千五百年只是反天理的人欲功利，天地就是块然一物，人也成了半死不活之虫。
他还针对道学家的汉唐之君有家天下的私心而否定汉唐之说，作出如下评论：
至于以位为乐，其情犹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则此心何所从发于仁政哉！以天下为己物，其情犹可察者，不总之于一家则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圣人固已不讳其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领宏大，如何担当开廓得去？惟其事变万状而真心易以汨没，到得失枝落节处，其皎然者终不可诬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盖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而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预，则过矣。汉唐之贤君果无一毫气力，则所谓卓然不泯灭者果何物邪？道非赖人以存，则释氏所谓千劫万劫者，是真有之矣（《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
即使汉唐之君有家天下的私心，也不能否认汉唐开国之君的本领宏大，而正是有赖于汉唐开国之君，仁政才得以推行，天理才常运而不息，人纪才接续而不坠。在陈亮看来，三代以后的家天下，是圣人都承认的历史发展趋势，惟其家天下，君主才可能有行天理、施仁政的地位与条件。
三、成人与功利
在同朱熹的辩论中，陈亮的功利思想除了主要表现在对三代、汉唐的王霸得失的论说外，还反映在他关于成人的理念上。他的成人理念是直接针对朱熹的要他以“醇儒自律”而发的：
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为三，以其有气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发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气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发其所能，守规矩准绳而不敢有一毫走作，传先民之说而后学有所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门而谓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尽于此。故后世所谓有才而无德，有智勇而无仁义者，皆出于儒者之口。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者，岂非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岂分量则止于此乎（《又甲辰秋书》，《陈亮集》。）？
陈亮认为，人能够与天地并立为三，是因其有气。这个气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而浩然之气绝不是道学家所解释的是仁义一类的东西，而是血气：“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气，百炼之血气也。”（《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所以，陈亮所说的气是指人的血气而言，并以为这一血气就是人的本质。人正是有了这一血气，才可以有“担当开廓”，仁义才能够有所落实。故他说的成人，是指有血气之人。因其有血气，故成人绝不是仅仅空谈仁义义理的儒生，而是能够“建功立业”的“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者”。他以为，所谓儒不过是气不充、才不发的因循守旧之人，根本不能与他所说的成人相提并论。所以，他不赞成道学家的以“醇儒自律”。
故陈亮以为人生的追求就是成人：
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圣人，人之极则邪。如圣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则曰：“亦可以为成人。”来谕谓“非成人之至”，诚是也。谓之圣人者，于人中为圣；谓之大人者，于人中为大。才立个儒者名字，固有不尽之处矣。学者，所以学成人也，而岂必其儒哉（同上。）？
陈亮的成人以圣人为标准，其实只是理想的人格。他的成人还有现实的人格，这就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与东晋时期的王猛，故他在给朱熹的信的结尾时说：“管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临染不胜浩叹之至。”（《又甲辰秋书》，《陈亮集》。）这是以管仲、王猛自许。朱熹复信说：“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为同甫愿之。”则明确反对陈亮以管仲、王猛为榜样。
管仲与王猛尤其是管仲都是历史上以功业著称的人物，陈亮以他们为成人的现实人格，其着眼点正在于他们的显著功业，从他关于管仲的评论中，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孔子称管仲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者以为孔氏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孟子力论以力假仁，而夫子称之如此，所谓“如其仁”者，盖曰似之而非也。观其语脉，决不如说者所云。故伊川所谓“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计其功，夫子亦计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则亦近于来谕所谓“喜获禽之多”矣。功用与心不相应，则伊川所论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时而判乎（《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
陈亮认为，孔子的许管仲以仁，是因其有“九合诸侯”与抗击外夷的丰功伟业，并批评自孟子以来的后儒曲解孔子之义，于语法不合。他还援引程颢的解说来证明自己的看法，说明孔子称管仲之仁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陈亮关于管仲的这段评论是他与朱熹在王霸义利论辩中，最为明显肯定功利的地方。因此，陈亮在成人问题上的功利思想表现得更为明白。
从上可见，陈亮对汉唐及其管仲的论说中，都肯定他们在事功上的成就，并据以否定朱熹等道学家的汉唐专以人欲行、五伯无仁义之说；陈亮论成人，也以建功立业为其必备的条件，并以管仲、王猛为成人的代表，这些论说都集中地反映了陈亮功利思想。故陈傅良在评论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时说：
以不肖妄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以三代圣贤枉作功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之论，不免为骄君乱臣之地，窃说未安也（《致陈同甫书》，《止斋集》卷三六。）。
以“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来概括陈亮的功利思想，这是符合陈亮的功利思想的。陈傅良的概括，也可表述为天理、仁义必落实到事功，或必由事功以见天理。所以，重事功是陈亮的功利思想根本观念。
四、陈亮功利思想的评价
对陈亮的功利思想，朱熹除了在其论辩中予以激烈的批评，还前后多次予以抨击。朱熹曾比较当时的江西陆九渊的陆学与陈亮的功利之学：
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为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认为功利之学较之陆九渊的心学更为有害。在他看来，功利思想可以将人引导到为利而不顾一切的危险境地：“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无不为。”（《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并惊叹：“陈同父之学已行到江西，浙人心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朱熹说“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对陈亮的功利思想而言，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陈亮虽然有强烈的功利思想，但是，在理论上却无有对功利合理性本身的学理性论说，而只是透过对汉唐与管仲的评价、成人理念的阐发来间接表达的。而且，他的功利思想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如只注重功利的相关，而没有对人的主观动机的考虑，即朱熹所说的根本田地；只重心无常息，法无常废，而忽略了心有时而息，法有时而废；只强调人能弘道的一面，而否认了人也会离道的一面，如此等等。所以，连陈亮本人也不否认自己理论的粗俗。陈亮虽然有明确的功利思想，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功利主义的理论，这就是本文以功利思想为题的原因。
陈亮的功利思想在当时的出现，是当时社会需要的理论反映。在学术上，道学的空谈误国殃民，已为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而偏安的南宋，也面临着抵御北方金人入侵，收复失地的两大时代重任。无论是对道学空谈心性的矫正，还是在理论上为两大历史重任制造理论的依据，都需要一种重实的事功功利思想。所以，陈亮、叶适的功利思想一出现，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有朱熹的“家家谈王霸”的社会现象迅速出现。
作为一种理论，陈亮的事功的功利思想对鼓励人的建功立业、成就事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事功的功利思想不讲动机，只求效果，也确实有朱熹所担忧的为利而不顾一切的消极后果。今天浙江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实业家、商业家，但也有只顾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后果的诸多现象，这或许都与陈亮的功利思想的影响有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