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是历史上与叶适齐名的思想家。他们都生活在偏安的南宋王朝，在学术上深感道学的静坐修养、空谈心性误国殃民，而揭诸功利的旗帜。陈亮尤以其豪爽不羁的性格，不顾世人的各种冷眼甚至处心积虑的迫害，而与当时的道学代表人物朱熹，展开了一场关于王霸义利的论辩，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功利思想。
这场论辩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轰动，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相当的意义。无论是中国思想史的教材，还是专著，在论说朱熹与陈亮时，多对此有所论及。束景南教授的名著《朱子大传》、蔡方鹿教授的《朱熹与中国文化》等书，更对其专门详论。本文拟主要依据陈亮在这次论辩中的言论，结合他的其他论说，来讨论陈亮的功利思想。
一、“各务其实”
陈亮的功利思想，是以道“出于事物之间”的哲学理论为基础的。与程朱理学的以理为世界的最高与最终本原不同，陈亮认为世界的存在不过是事物的存在。他说：
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今载之《书》者皆是也（《经书发题》，《陈亮集》。）。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不是物，就是事。古代的三皇五帝所以能够国治民安，就在于他们深明事物之故，圣人的经典所言也是如此。所以，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只是事与物，这既是由古代帝王“发言立政”所证明的，也是圣人经典所肯定的。陈亮此说是为他的道“出于事物之间”的哲学理论制造历史与经典的依据。
世界的存在只是事物，人们所说的道、理只能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没有所谓事物之外的道与理。陈亮说：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与应仲实》，《陈亮集》。）
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勉强行道大有功》，《陈亮集》。）。
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同上。）
道与理的存在，不能离开事物，而只能通过事物体现出来。离开事物，就无所谓道与理。事物千差万别，道与理依事物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同时，也没有任何可以离开事物而存在的道与理，道与理都是事物之道与事物之理，所以说“何物非道”。对道与理的探求，只能从事物中来寻求。如果离开事物来言道与理，这样的道理绝不是正大之理，也绝不是真正的孔孟之学，而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的“迂阔”之论。
既然道、理只能存在于事物中，那么，一切道与理都是与事物相关的“实”。在陈亮看来，只有合于“实”，才是合乎天道与圣人之道的，由此，他激烈地批评离开事物大谈所谓心性义理的道学是“尽废天下之实”：
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运干序》，《陈亮集》。）。
道学的空谈心性，以“尽心知性”、“学道爱人”等相标榜，不过是使人们丧失了各自应该具备的本领，其结果只能是“尽废天下之实”，“百事不理”，祸国殃民。他分别批评道学的程朱理学与陆学说：“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与应仲实》，《陈亮集》。）认为陆学的“心学”是“得之浅者”，程朱理学是“得之深者”，相对于事物而言，他们都未得其实。陈亮以为，一切人事与学说都必须合于事物之“实”，才能有致用之效。
为此，他提出了“各务其实”的功利思想，主张士人能言文章行义，居官能通政事书判，不同的人应该精通不同领域的事物，在各自的领域做出功绩。在他看来，只有他的“各务其实”的功利思想，才能治国平天下，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
“各务其实”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观念。一是“务”，一是“实”。“务”是人为，是指人的作为；“实”不但指事物之实，更主要指效果之实。没有“务”就没有“实”，“实”必须通过“务”来实现，离开人为的“务”就无所谓“实”；同时，没有“实”也就无所谓“务”，因为“务”必须落实到事物中，而体现在效果上。所以，“各务其实”就是要求不同的人，通过各自的人为努力，去实现其相应的功效，也就是陈亮所说的事功。陈亮在上孝宗书中，曾批评道学家只“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为何物”，指责道学家的只知议论正大，而既无“务”，也无“实”的空谈。因此，讲求人为的“务”，重视客观效果的“实”，构成陈亮功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而在人为的“务”与客观效果的“实”之间，“务”既是前提，也是保障、手段，“实”既是结果，也是目的所在。“务”以“实”为归，“实”必先有“务”。而“务”的人为，是由人的行动来实现，故陈亮的功利思想特别强调动的意义。他说：
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孔子以礼教人，犹必以古诗感动其善意，动荡其血脉，然后与礼相入；未兴于《诗》而立于礼，是真嚼木屑之类耳。况欲运天下于掌上者，不能震动则天下固运不转也。此说虽麄，其理却如此（《又癸卯秋书》，《陈亮集》。）。
陈亮所说的动，指自然界事物的运动，但主要是指人的主观行动，而与道学的安坐静养完全相反。所以，“务”的人为是指以“动”为特点的人的主观行动。在陈亮看来，万物都是因其动，而后才有变化发展的。教与学、治国与平天下同样需要“感动”、“震动”，否则，就不能收到相应的功效。因此，“务”的人为就是指人的行动。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取得事物的成功。强调动对成就功效的意义，是陈亮功利思想的重要特点。
因此，陈亮把动与安坐，看成他与道学的根本区别。一方面自许：“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另一方面，指责道学的“欲以安坐感动”是“真腐儒之谈”。他在答朱熹的信中将此点说得更为明确：
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麄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又甲辰秋书》，《陈亮集》。）。
陈亮在这里公开地承认，自己与研穷义理的道学之儒是不同的。道学只是纸上谈兵，空谈义理，而无一点实际的行动，他则要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来真正行动，付诸实行。他认为，不能像道学家那样安坐无为，而只有靠各人自己气力来行动，才可以挽救南宋的偏安危机：“度外之功，岂可以辏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须是自家气力可以干得动，挟得转，则天下之智力无非吾之智力，形同趋而势同利，虽异类可使不约而从也。若只是欲安坐而感动之，向来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壬寅答元晦秘书书》，《陈亮集》。）所以，他批评朱熹为代表的诸儒的空谈心性而无行动的行为是道路走偏了，并不合乎圣人之道。并指出道学自诩的得不传之绝学，完全是毫无“实用”的好高骛远，“故亮以为得不传之绝学者，皆耳目不洪，见闻不惯之辞也。……使世人争骛高远以求之，东扶西倒而卒不着实用，则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过矣”（《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所以，陈亮的“务”是具有“实用”之“务”，而非离开事物之实与人用的。
由于陈亮的“务”具有“实用”之义，因而，他的“各务其实”的“实”就是一种有“用”之“实”，是一种带有客观效果的“实”，他称之为“适用”。陈亮在与朱熹辩论成人的问题时，曾有过一个比喻：
管仲尽合有商量处，其见笑于儒者亦多，毕竟总其大体，却是个人，当得世界轻重有无，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无能为役，其不足论甚矣，然亦自要做个人。非专徇管、萧以下规摹也，正欲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
朱熹在复信中，抓住陈亮比喻不当的理论缺陷批评说：“正如搅金银铜铁为一器，不惟坏却金银，而铜铁亦不得尽其铜铁之用也。”并说陈亮的“搅金银铜铁为一器而主于适用，则亦可见其立心之本在于功利，有非辨说所能文矣”（朱熹《寄陈同甫书第八书》，见《陈亮集》。）。陈亮在复朱熹的信中，也承认自己有譬喻不当的错误，但是，对“主于适用”的观点却无所变更。陈亮通过不恰当的譬喻，表明了自己功利思想的基本观念，这就是通过“搅金银铜铁为一器”的“务”，而做出有该器之“实”的“适用”器物。一器之“务”与“实”是如此，万事万物之“务”与“实”也是如此。是否有“适用”之“实”，不仅是“务”的目的，也是陈亮功利思想的根本所在。而这一以“适用”的“实”为追求的功利思想，正是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的中心所在。
二、王霸与义利
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并不如某些观点所认为的，只是功利与仁义的对立（束景南教授早已指出这点，参见《朱子大传》第十四章。）。其实，陈亮与朱熹不仅有对立，也有一致。因此，陈亮在信中曾将朱熹的一些观点许为“名言”（见《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而朱熹对陈亮的“关键”处，亦表示“鄙意所同未有多于此段者也”（朱熹《寄陈同甫书第八书》，见《陈亮集》。）。
在王霸义利的关系上，他们都反对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所以，朱熹指责陈亮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与陈同甫四》，《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而陈亮则回答：“而来教乃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则前后布列区区。宜其皆未见悉也。……诸儒自处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自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又甲辰秋书》，《陈亮集》。）认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不是自己的思想，是朱熹强加给了他，并指责道学家才有这样的思想，而申明自己的观念是“自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
对于陈亮所说的直上直下的“头颅”，陈亮并无明说，令人费解。束景南先生指出，这个“头颅”指的是道，亦即天理（《朱子大传》第十四章，第605页。）。这是深得陈亮本意的。以天理为最高的范畴，是陈亮与朱熹的共同点。但是，对天理与王霸义利的关系，二人却有根本不同的见解。在陈亮看来，天理与功利不是绝对对立的，相反，天理、义必须通过功利来体现，而没有可以脱离开功利的仁义。王道与霸道不是相反的，“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又甲辰秋书》，《陈亮集》。）。所以，仁义、王道是天理，功利、霸道未尝不合于天理。故王霸义利的关系，绝不是天理与义、王道对应，人欲与利、霸道相应的关系。陈亮说：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地暗合者，是以亦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物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长存乎！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同上。）。
所谓近世诸儒，指以二程为代表的伊洛诸公，实际上也包括朱熹本人。陈亮表面上说王霸义利之辩由他们大明，但却对他们的说法从根本上持反对意见。在程朱道学看来，历史上只有三代是行天理、王道的，三代以后即使是人们所推崇的汉唐，也是专以人欲行的时代，故他们说千五百年来只是人欲横流的“架漏过时”，是只在“利欲场中走”（陈亮在《又乙巳春书之二》中说：“而秘书必谓汉唐并无子些本领，只是头出头没，偶有暗合处，便得功业成就，其实则是利欲场中走。”）。陈亮则认为，汉唐虽“不无渗漏”，但是，绝不是仅有人欲，而无天理，其间仍是天理通行的时代，三代与汉唐只是有尽与不尽之分：“某大概以为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不到尽者也。”（《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亮大意以为本领宏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又乙巳秋书》，《陈亮集》。）尽与不尽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王与霸的根本对立。
程朱道学否认汉唐，又不得不承认汉唐盛世的历史事实，于是，他们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一是所谓“假仁借义以行”的“假借”说，即陈亮所说的“秘书必谓其假仁借义以行之”（《又乙巳春书之二》，《陈亮集》。）。所谓假借即是对世人的欺骗，陈亮则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