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为之追求的目标。然而，这两个方面在今天仍是没有很好实现。
单就民主而论，今天社会民主的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恐怕很难见到公开反对民主的人物了。但是，民主又很不健全，在某些地方人们的民主权利又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今的民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因此，批判地剖析传统政治文化，分析其在今天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表现，追寻其发生影响的原因，对当今的民主建设是有直接的积极作用的。
一、传统政治文化简剖
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这一未经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国度而言，主要是指封建政治文化。
封建政治生活的一个最基本、最易见的事实，就是君主高居于整个社会之上，主宰一切。《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社会上的亿万臣民，即使位居三公九卿的权贵，在君主面前都是毫无一点自主权的奴仆。因此，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根本否定人的平等权利、个性自由以及民主，君主至上则是其核心观念。
君主至上表现在人际关系上，是亿万臣民无条件绝对服从君主的权威。在这一人际关系中只有一个权威，即君主的权威，亦是绝对的权威。君权要通过各级官吏来实现，各级官吏是以君主代理人的身份来行使权力的，从庶民到君主间的各种政治等级，相互间的关系只是卑对尊的服从，最终归结为对皇帝一人的服从。
传统政治生活中这种人与人间的关系，把全社会分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一面是有权势的命令者，一面是受奴役的服从者，从而导致权利与义务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权势者享有不受限制的一切权利，而不负有任何义务；另一方面是被奴役者处于只有义务，而无丝毫权利的可悲境地。因此，普遍的公开不平等就成为封建社会理所当然的现实秩序。
君主至上反映于政治生活，是以君主一个人的命令为唯一的信条。这个信条要求人们对君主只能盲目地服从，而绝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与反对。谁敢对这一信条有所违背，就会被视为犯了天条，大逆不道，轻则治罪，重则株连九族。历史上页页都有这样血淋淋的记载。
在这样的政治准则之下，社会形成了对君主的个人崇拜迷信之风，与之相应的是全社会普遍盲从之风。唯上是从，成为人们在封建政治生活中的常识习惯。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必然排斥思考怀疑，而引导人们向盲从与奴化方向发展；就必然否定对真、善、美、正义的追求，淡化乃至消除对这些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价值取向的追求；就必然导致否定法制，使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成为一句骗人的空话。这就难怪封建君主的政令，哪怕是极为荒诞的政令，都会得到臣民的狂热拥护，而下级臣属为表忠心的层层加码，又注定将其演变成一场深重的政治灾难。相反，为民请命者倒注定只能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
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一些民贵君轻、道义比君令更根本的观念。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语》说：“事君从其义，不阿其惑。”《荀子》讲：“从道不从君。”《春秋繁露》更称赞司马子反的“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当仁不让”。但是，在君权至上的政治生活中，这些议论除了培养出个别杀身成仁的志士、为民请命的清官外，很少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
由上述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准则所决定，封建社会一个人的政治升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唯贤是举。虽也有考核、监督的政府机构，但只是对君权负责的设施。官员的政治升迁，根本不是凭道德、才干、政绩来决定，而完全取决于君主与上级官吏的好恶。如汉文帝喜邓通，邓通官至上大夫；哀帝悦董贤之貌，董贤官拜大司马。相反，许多才德超群之士，因不得皇帝、权臣的好感，而贬在下流，连为群儒之首的董仲舒也要受公孙弘的排斥。难怪王充要在《论衡·逢遇》中发出这样的愤叹：“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这就使得对皇帝负责、讨好上司，根本不管人民死活，成为绝大多数官吏为官之道的金科玉律。因此，官场中有所谓不开罪权贵的“护官符”，《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的就是这回事。
而一旦取得一官半职，有了一定权势，就成了该权限内的君权代理，拥有在该权限内决断一切的权力。有权就有一切，成为传统政治文化中不争的事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一个写照。权力拜物教浸透到社会生活中，以致许多人终生为谋一官半职，而不惜在科试中耗尽青春与生命。
为了谋取官职，阿谀奉承、贿赂钱财、攀附权贵、认贼作父等各种令人不齿的丑行，几乎都集中在封建官场政治中。《官场现形记》这一现实批判小说，就是对封建官场政治淋漓尽致的揭发。在这样的风气下，培养出许多两重人格的投机政客与官吏：道德龌龊，人品卑劣，但外表冠冕堂皇，“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就是他们的最好形象；才能浅庸，不学无术，但不失为拍马的高手，钻营的能人；对皇帝、上司奴骨十足，唯唯诺诺，对百姓民众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等。
而正是这批两重人格的官吏操纵着社会政治生活，从而使官场成为人品污浊之流得意忘形的天堂，政治腐败的普遍化更成为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因其普遍的腐败，才民不聊生；因其民不聊生，才会有清官的观念。
所以，清官的观念并不表示封建社会的政治清明，而是在普遍腐败黑暗（腐败必然黑暗）之下无奈的一种精神寄托。
传统政治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构成作为根基的。前贤指出，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走的是一条维新的道路。因此，宗法的家长制成为社会的组织细胞，人们借助血缘纽带的联系组成家庭、家族，家有家长、族有族长。家长是一家之主，族长是家族的领袖。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君主至上，正是家长制在国家范围的扩充，因此，具有极其广泛、深厚的社会根基。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最重人的伦理关系，由此决定着传统政治与伦理的密不可分。主要表现在：
第一是政治原则与伦理原则的认同性。一方面，政治以伦理为其内在的规定，如为历代统治者所标榜的仁政、德治，就以伦理的仁、德为其要求。
另一方面，是二者的直接相通，如伦理的亲亲，在政治上表现为任人唯亲，这就使封建政治盛行裙带之风。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其民间的说明。《红楼梦》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其体现。又如忠与孝，前者是处理君臣政治关系的政治准则，后者是处理父子关系的伦理原则，但移孝为忠、推孝及忠，乃是历代统治者用人的不成文法。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讲：“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几乎成为封建时代人人皆知的常识。
第二是伦理的道德修养以政治为归宿。其最突出的理论莫过于《大学》的修齐治平，这就是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开始，而以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为归宿。宋代以来，《大学》成为四书之一，正是由这一独特的内容所决定。这样，政治追求就由内在外化为道德修养的目标，而伦理修养又外在化为政治的行动。因此内圣外王不过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伦理的理想人格亦是政治上的完善人格，董仲舒以圣人为天子，就是其最好的说明。
传统政治与伦理的紧密联系，使伦理化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给君主至上的封建政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传统政治文化变成了人的情感所较易接受的东西，并由此潜移默化，形成千年积淀的政治习俗。在此风气下，盲从及其必然伴随的全社会愚昧，就永无终结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