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今文经学发展的重要一环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号湘绮，近代著名学者，其著作由门人辑为《湘绮楼全书》。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字季平，晚号六译，近代著名经学家，其著作有《六译馆丛书》。王闿运以诗文见称于时，廖平则以经学蜚声全国。
廖平虽以经学名家，但他的经学却师承于王闿运。王闿运治经主《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廖平发挥其师的今文经学，构成了清末今文经学发展中上承龚自珍、魏源，下启康有为的重要环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对此有所论述，但语焉不详。拙文从王、廖的师生关系入手，对此作初步的探讨。
一、王闿运对廖平的影响
王闿运是在主讲尊经书院时给廖平传授今文经学的。尊经书院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采纳在籍工部右侍郎薛焕等人的建议，于1875年在成都设立的。尊经书院成立之初，薛焕就聘请过王闿运主讲。后来，四川总督丁宝桢又五次相请，王闿运才于1878年12月17日来到成都，次年2月就任尊经书院山长。
由于王闿运的学识和声望，他的到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王闿运在《致裴樾岑书》中说，其时“自督部将军皆执弟子礼，虽司道侧目，而学士归心”（《湘绮楼笺启一》。）。尊经书院由是气象一新，王福源叙说当时情景：“诸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昕不辍，蒸蒸日上。”（《尊经初集序》。）王闿运执掌书院，直到1886年春才去职。此间他曾三次返回湘中，1881年10月回到湖南，因代替郭嵩焘主持思贤讲舍，未能抽身，至1883年5月才回到尊经书院。在王闿运主持尊经书院的数年中，他对四川学界作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一批全国知名之士，廖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王闿运主持尊经书院以前，书院盛行的是重考据的汉学。这是由尊经书院创始人张之洞所定下的基调。张之洞在书院成立之初，就以纪（昀）、阮（元）之学相号召，规定了重文字考据的办学方向。而重文字考据的汉学，推崇东汉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许（慎）、郑（玄），奉《说文》为圭臬，在治学方法和学风等方面接近汉代的古文经学，具有重名物训诂、学风朴实的特点，但又有烦琐和脱离实际的弊端。清代汉学兴盛的乾、嘉年间，兴起了《公羊》学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是与古文经学相对立的经学基本派别，其特点是好讲微言大义，不重名物训诂。讲求今文经学的学者，常把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与今文经学联系，说成这是圣人微言大义之所在。因此，讲今文经学的学者就多附会之风，其说往往流于怪诞。
王闿运笃好《公羊传》。《近代名人小传·王闿运》说：“（闿运）二十八而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学。时则学者习注疏，文章皆法郑（玄）、孔（颖达），有解释，无纪述；重考证，略辩论。读者竟十行辄引几卧，慨然曰：‘文者，圣人之所托，礼之所寄。……’遂溯列、庄，探贾、董。”这一段话说明王闿运在经学上不满重考证的汉学，而信从以《公羊》学为主的今文经学。他不仅著探求《春秋》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笺》，而且把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运用于《诗》、《礼》的研究。因此，叶德辉曾这样指责他：“笺《礼》补《诗》，抹杀前人训诂，开著书简易之风。”（《经学通诰》。）
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后，打破了这个书院以前重汉学的风气。在他的诱导下，学生们纷纷由信守汉学变为接受今文经学，王福源所谓诸生“勇于改辙”，正是对这一学风转变的描述。不到一年时间，王闿运自己也说：“此来居然开其风气。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湘绮楼笺启三·与黄运仪书》。）“开其风气”一语，正指今文经取代汉学而言。“妄议”则是指牵强附会地解经之流弊。
廖平在尊经书院成立第二年，以优异的科试成绩，被张之洞调入尊经书院就学。他早年本笃好程、朱宋学，但在书院汉学学风熏陶下，改而喜爱考据训诂。《经学初程》叙说这一转变：“余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泛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至此一变矣。”王闿运执教后，廖平勤于请业。他在老师的今文经学影响下，感到名物训诂的破碎，遂改而信从专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经学初程》说：“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从此，廖平的经学就沿着今文经学的方向发展了。
廖平改从今文经学之初，特重《春秋穀梁传》，这与其师王闿运重《公羊》不同。《穀梁》亦属今文经学，但为鲁学，而《公羊》为齐学，二者虽同重微言大义，可是又存在不少差异。廖平弟子蒙文通在《廖季平先生传》中说：“湘绮言《春秋》以《公羊》，而先生治《穀梁》专谨，与湘绮稍异。其能自辟蹊径，不入于常州之流者，殆在于是。”的确，廖平经学上造诣最深的是《穀梁传》，他对此精研而写的著作有数十种，其中《穀梁春秋古义疏》十易其稿，为《穀梁》学研究之集大成者。他的平分今古的经学第一变，也直接启悟于《穀梁》学的研究，而平分今古是廖平在经学上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它与阎若璩辨证《伪古文尚书》、顾炎武发明古音一起被学术界并誉为三大发明。但是，就廖平一生的思想而论，对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他老师的《公羊》学，而不是《穀梁》学。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就学风来看。在今文经学内部，《穀梁》的鲁学较多原始儒学的成分，而《公羊》的齐学多杂纬候术数，因而齐学学风较之鲁学学风，多放肆无衍。廖平治《穀梁》，王闿运治《公羊》，理应王肆廖谨。然而奇怪的是，王、廖的经学学风恰恰相反。尊经书院学生刘子雄（《近代名人小传》有传）评论王、廖说：“师（指王闿运——引者）解经，九处可通，一处不通，则九处皆不通。廖解经，一处可通，九处不通，亦必强通之，此谨肆之分也。”（《刘子雄日记》。）书院同学甚至认为，“廖盖王伯之流而加利害者”（《廖平年谱》。），王伯是经学史上以说经放肆而著称的人物。廖平去世后，其弟子胡翼（曾任广州大学教授）在挽诗注中说：“先生从王湘绮于尊经，初以《王制》话《春秋》，同学有根据其文呈对湘绮者，湘绮辄批曰：‘此廖平新例，尚未颁行。’”廖平好“自创新例”，正是典型的放肆学风。在廖平后来的思想发展中，这个说经放肆的特点愈演愈烈。因此，廖平一生的思想实属《公羊》风格。
其次就廖平经学理论的基本内容而论，也是沿着《公羊》学的方向发展的。他一生学经六变，除经学第一变以外的其余五变，都是以《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作根据，来建构其理论的。他一生的经学理论，都可以说是对《公羊》学素王改制说的发挥（参阅拙作《廖平与经学的终结》，《哲学研究》1987年第10期。）。所以，就廖平一生的思想而论，无疑是《公羊》学的影响在起决定的作用，而这个影响又显然来自王闿运。
二、廖平的经学特点
廖平师承王闿运的《公羊》学而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清末今文经学发展的新环节。廖平在今文经学上的造诣，大大超过了王闿运。因为王的成就主要是文学，对经学却造诣不深。他虽讲《公羊》，但主要是对历史上《公羊》学进行某些研讨，并未以发挥微言大义的形式，来建构自己的理论。《清代学术概论》说他“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孔广森。”这一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廖平则充分发挥《公羊》说经放肆的学风，借助讲求微言大义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今文经学理论，直接开启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
康有为接受廖平的今文经学影响，主要是《知圣篇》和《辟刘篇》（此书后经修改更名《古学考》问世）两部著作。他据前书撰写了《孔子改制考》，据后书撰写了《新学伪经考》。梁启超认定康有为是清末今文经学的代表，乃“斯学之集成者”（《清代学术概论》），即就康有为这两部书而言。因此，王、廖作为从龚、魏到康有为的中间环节，是通过《知圣篇》和《辟刘篇》两部著作来连接的。要认识清末今文经学发展的这一环节，就应当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一番研究。
《知圣篇》以“知圣”为中心内容。而所谓“知圣”不过是发挥《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对孔子和相传孔子删定的儒学经典予以神化。其主要内容有四点：
第一，孔子素王说。此说始于西汉《公羊》大师董仲舒，后来在谶纬中得到恶性发展。廖平在《知圣篇》中，继承了先前的理论，广引经传，博征子纬，以论证孔子是受命于天的圣人，西狩获麟是孔子受命于天的瑞符，但因孔子有天子之德，无帝王之位，因此只能称素王。同时，廖平把孔子素王说抬到经学根荄的高度，总领《六经》：“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文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互相启发，箴芥相投。自失此义，则形体分裂，南北背驰，《六经》无复一家之言。”（《知圣篇》。）这是前人没有的新说法。
第二，孔子托古改制说。廖平认为，孔子作为受天命的圣人，负有代天立法的神圣使命，《六经》就是他的代天立法之作。“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同上。）帝王可以依借权势，把理想变为事实，而素王则有德无位，故孔子只好把代天立法之意寓于《六经》之中。这种说法把《六经》神化成了体现天意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