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张衡，也十分喜欢扬雄的著作，并对扬雄有很高的评价。《后汉书·张衡传》说：衡“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当然之符，汉四百岁，《玄》其兴乎。’”张衡认为《太玄》是汉代二百年来的第一部最有价值的著作，可与五经相比拟。张衡还精研《太玄》，从中受到启发，并著有《玄图》，阐释《太玄》的图式。他造浑天仪，著《灵宪》，系统地阐发浑天说，都带有《太玄》的明显影响。
但张衡和桓谭对扬雄的赞誉是有所不同的。桓谭重在扬雄不诡圣人，这主要是就扬雄以封建伦常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来讲的，而张衡推重扬雄“妙极道术”，主要是就扬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哲学而讲的。桓谭列《法言》于《太玄》之前，张衡则复称《太玄》。这种不同是由于张衡不仅是一位儒生，更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而桓谭则完全是一位儒学思想家。
班固著《汉书》，对扬雄亦十分推崇。《汉书》的“传”多是数人合传，而扬雄不仅单人立传，而且卷分上、下，是《汉书》中少有的几个例外，仅此就足以表明班固对扬雄的敬重。此外，班固的《汉书》还多次盛称扬雄，如《叙传》赞扬雄：“渊哉若人！实好斯文。初拟相如，献赋黄门。辍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经，放《易》象《论》，潜于篇籍，以章厥身。”《地理志》赞扬雄：“文章冠天下。”《楚元王传》赞以扬雄与孟子诸人并提，誉之为“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这些称誉表明，班固推崇扬雄除与桓谭有一致之处外，更多是对扬雄文章的绝美、知识广博的赞赏。
东汉大思想家王充对扬雄评价同样甚高。他在《论衡》一书中，多次将扬雄与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桓谭一并称誉，如《超奇篇》说：“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在《案书篇》和《超奇篇》中，王充分别指出扬雄论道术不如董仲舒，订正虚妄不及桓谭。但总的说来，他对扬雄的称誉是极高的，以至《自纪篇》说：“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扬雄为双，吾荣之。”
同时，王充亦将《太玄》、《法言》誉之为经。《超奇篇》说：“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二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人之才者也。”认为扬雄可与孔子相拟，《太玄》类似《春秋》之经。《齐世篇》又以《太玄》、《法言》如金匮，其推崇之高是十分明显的。
从桓谭到王充对扬雄的评价来看。他们称誉扬雄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扬雄不诡圣人，这是根本的；二是扬雄思想的自然科学成分；三是扬雄的文章。他们都把扬雄与孔子相比拟，将其《太玄》、《法言》视为经一类的著作。桓谭、张衡、班固、王充都是汉代的大学者，他们的评价反映了扬雄其人、其书，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是何等高大。
自汉以后，历代对扬雄都有所称誉，而以唐宋时为多，尤其是宋代学者。唐代大学问家韩愈在《原道》中说，有一条从尧到孟子的道统：“轲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但后来却在《读荀》中说：“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也，荀与杨大醇而小疵。”照此看来，韩愈早年虽肯定扬雄，但评价不高，是在未读扬雄著作之前。晚年读了扬雄的著作，他又肯定扬雄是圣人之徒，只是有点小疵的大醇，其评价还是不低的。
宋代的邵雍为学主象数，他十分推尊扬雄及《太玄》。他在《太玄论》中说：“昔者扬雄挺诚明之性，生祸乱之代，内穷圣域，洞识天人，原《易》之道，求而得之，故研其虑，覃其思，以尽其性理，以开其幽奥，故《玄》不得不作也。”又说：“自雄殁于今千年，未有见如雄者。”并借《法言》“通天地人曰儒”之语，称雄可谓大儒也。邵雍以《太玄》洞识天人，扬雄是千年难见的大儒，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
王安石亦称道扬雄说：“扬雄虽为不好非圣大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取去，故异学不能乱也。”（《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他认为扬雄治学能广采博收，但又能坚守圣道。
宋代最推重扬雄的是司马光。他曾精研《太玄》数十年，并为《太玄》、《法言》作注，对这两部书极力推崇。如他称《太玄》一书：“昭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复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不可竭也”，“叩之以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借使圣人复生，视《玄》必译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读玄》。）。因此，司马光盛称扬雄其人：“扬子直大儒耶！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与？孟、荀殆不过拟，况其余乎！”（同上。）他认为扬雄是连孟子、荀子也不能比拟的大儒。
宋代学者对扬雄的评价，与汉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称誉扬雄不再将其与孔子相比，也不再将扬雄的著作与五经相拟。这反映了孔子、五经法典地位的完全绝对化，摹圣拟经已经绝对不容许了。因此，宋代学者用大儒、大醇来称颂扬雄，实是不低的评价。也正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诏以扬雄诸人从祀孔、孟，足见扬雄在宋代的影响。
有褒必有贬，这是生活的辩证法，历史的辩证法。正如褒奖，可以正面反映扬雄学术的价值一样，贬斥也可以从反面说明扬雄学术的影响。
与称誉扬雄主要是在汉、宋相应，贬斥扬雄的评价亦主要在这两个时期。当扬雄在著作《太玄》时，就遭到世人的嘲讽。《太玄》成书后，又有不少人予以责难，就连他的朋友刘歆亦认为：“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汉书·扬雄传》。）《太玄》的历史遭遇并不如刘歆的预言，恰恰相反，它受到了历代思想家的重视。这表明一部著作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投其时好，或可供作利禄的敲门砖，而在于它本身的内容。刘歆认为《太玄》不能供人求取利禄，一定要被后人用来盖酱瓶的预言之所以破产，原因就在这里。刘歆预言的破产，从反面说明了扬雄著作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
《汉书·扬雄传》又载：扬雄著《太玄》后，“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越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于是仿《周易》著《太玄》。而很多儒生却认为经是顶礼膜拜的圣典，人们只能迷信、信奉它，而不能模仿它，因此，他们讥刺扬雄著《太玄》是僭越之举。这种贬斥，除了表明诸儒容不得丝毫创造的迂腐性之外，只能说明扬雄的思想不同于俗儒之见，是一种勇于创造的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宋代的程颐斥责扬雄：“曼衍而无断，优柔而不决。”苏轼亦说扬雄：“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转引自《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这种对扬雄的贬斥，实是对扬雄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不足为据。朱熹著《通鉴纲目》时，又仿《春秋》笔法，特书“莽大夫扬雄死”，这样又出现了扬雄人品的问题。汉代人评价扬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扬雄在新莽时任大夫，完全是资历的原因，而不是投靠王莽的结果。相反，王莽代汉时，人争造作符命，以求封侯，扬雄精通奇字，最有造作符命的条件，但他却玄默自守，拒不呈造符命，因此，朱熹之说绝不能玷污扬雄的人品。
清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卷二十九的《刘扬优劣》中，肯定了晋人范乔等刘向胜于扬雄之说，但不同意他们刘向胜于扬雄之处在“向定一代之书，正群编之籍”，而认为刘向胜于扬雄在“忠贞大节”，这是拾朱熹之说。全祖望又说：“雄以艰深文其浅陋，且自比于周公孔子，而实则摹拟相如而未能，可谓妄也。”在前人的贬斥之外，又对扬雄的文学加以否定，认为扬雄摹仿司马相如都未能，其偏颇之见是十分明显的。
到了近代叶德辉更指责扬雄：“以《太玄》拟《易》，以《法言》拟《论语》……文辞虽工，阳虎之似也，僭也。”（《经学通诰》。）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两千年来，否定扬雄的根本点是“僭也”。这恰好说明，扬雄的著作在形式上效仿《周易》、《论语》等，在实际上却创造了一个为封建教条者所不喜的思想体系。因此，对扬雄的否定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否定却从相反的角度，表明了扬雄思想的价值和影响，这就是所谓相反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