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书院，兴文教，是张之洞早期仕宦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尤以在四川兴学成就最为卓著。前人对此论及不多，拙文试对张之洞在川兴学作一初步探述。
一、整饬学界身体力行
张之洞于清同治十三年(1873)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旋为四川学政，从此，开始了他三年的四川学政生涯。由于四川远离京都，偏僻闭塞，信息难通，学人除时文之外，连清朝当代兴起的乾嘉汉学也不知晓，甚至有人终身未睹《史记》、《汉书》。张祥龄的《翰林庶吉士陈群墓志铭》叙此景况：“川省僻处西南，国朝以来，不知所谓汉学。”廖宗泽的《六译先生行述》说：“先是，文襄未来时，蜀士除时文外，不知读书，至毕生不见《史》、《汉》。”阮元汇刊《皇清经解》，收录清代众多著述，竟无一四川人的作品，由此可窥见四川学界落后的一斑。四川学界的混乱状况，更令人堪忧。其表现有二，一是思想上的混乱，二是秩序上的混乱。张之洞在《轩语》中，记述了一件很能说明学界思想混乱的典型事例：
近年川省陋习，扶箕之风大盛，为其术者将理学、释老、方伎合而为一。昨在省会，有一士以所著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报，忽言丹鼎符录。
又说：
士人志切功名，往往喜谈《阴骘文》、《感应篇》两书。
与这种思想上的混乱相应，四川学界的秩序也混乱不堪，尤以考试为著。每逢考试，不惟考场中一片混乱，冒充顶替、作假舞弊屡见不鲜，考场外更无法无天，以致市井奸徒敲诈考生的“拉榼”成风。《轩语》叙其事：
旧时成都考试，凡攻讦、冒籍、枪（抢）替及身家不清者，提调官辄不理。奸徒纠众，伺学使辕门外，待其复试而抢之，且索重贿，名曰拉榼。
什么样的风气，往往熏陶出什么样的人来。在落后、混乱状况下的四川学生多不成器，以致诉讼、打架斗殴，无所不至。
面对“渣秽如山”的四川学界，张之洞采取了各种措施，严加整饬。1876年3月，他在上奏中将其整饬措施，总结为整顿八法，其具体内容是：惩鬻贩，禁讹诈，禁拉榼，拏包揽，责癛保，禁滋事，杜规避，防顶替。整顿八法抓住了四川学界问题的要害，因此，它的实施，很快扭转了局面。张祥龄描绘说：“于是颖异之士，如渴之得美食，数日，文风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从而为彻底改变四川学界的落后状况，创立了必要的条件。
张之洞的表率作用特别是为政清廉更是为人称道的。清代学政本是肥缺，因主持全省士子功名晋升的大权，常常可以贪赃枉法，收受巨额贿赂。但官一贪利，政治腐败，是非颠倒，百事错乱，就成为必然的现象。四川学界落后与混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各级官吏的贪赃枉法。张之洞一上任，就裁革了可以落入他私人腰包的一项开支，每年达两万金之多，并减损自己的俸禄用于兴学，以致他三年任满，被调返京时，竟连整治行装的钱也没有，不得不靠出售所刻的《万氏拾书》经版，才得以成行。这种清廉的人品，在贪污成风的近代中国，是极宝贵的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深敬慕。
其次，张之洞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还表现在他不辞艰险与辛劳，多次到府、县地方视学。如在1875年，张之洞年初就离成都，前往石柱、潼川、龙安等地，至7月才返回成都，而在前一年的11月，张之洞尚在酉阳视学。1874年除夕，张之洞在写给王廉生的信中，述其酉阳之行说：
弟今年以来，终日劳烦，甚于在楚时数倍。非不欲少自摄养搏节，无如事繁，道远弊多，非如此刷振，竟不能料理妥当，前月考酉阳一棚，山行十余站，大率荒山，绝壁盘路，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颠踣，以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张之洞全集·书札一》。）。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张之洞能够四处视学多次，表现出一种对文化教育负责和忘我的献身精神。
二、创建书院手订条教
张之洞很注意文化教育的基础建设。要振兴文教，首先要有必要的经费保证。但腐朽的清王朝根本不重视文化教育，也根本拿不出兴办文教的必要经费。张之洞在川兴学，也遇到这个困难。为了筹集经费，张之洞率先捐钱作出表率，同时，亲自向富人宣讲办学的意义，劝其出钱兴学。当时富人多慷慨解囊，很快就筹到了一大笔资金，故张之洞在《轩语》中有蜀人“尚义好施”之誉，从而为其在川兴学建立了经济根基。
创建尊经书院，是张之洞在川兴学最有意义的重大事件。在这以前，四川成都原设有锦江书院，已有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了，但管理不善，而且以讲宋学、时文为主，内容也显得陈旧，因而造就不广。清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兴文人工部侍郎薛焕丁忧在家，与十五名官绅联名投书总督、学政，请书院，“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创建尊经书院记》。）。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张之洞的采纳，加上总督吴裳亦雅尚经术，予以支持，使尊经书院的建设工作在张之洞的主持下，于1875年春天就完成了。
尊经书院建成后，张之洞为书院订立了一套制度（详见《创建尊经书院记》），影响深远。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办学宗旨。张之洞在第一条“本义”中指出，创建尊经书院是为了造就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死读书的钻书虫。正是在这一办学宗旨的熏陶下，尊经书院才培养出了杨锐、宋育仁等维新志士。
张之洞讲培养有用人才，并不仅限于尊经书院的学生，而是希望通过尊经书院这个阵地去影响全四川。“本义”中说：诸生“学成而归，各以倡导其乡里，后进展转流行，再传而后，全蜀皆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也”。可见，张之洞培养有用人才的办学宗旨，是立足于尊经书院，同时又是面向全川的。
第二，关于教学内容。张之洞主张应以小学、经学为根本，第四条的“务本”说：“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综此两端，其在笃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者，著述终身由之而不尽。”
但是，乾嘉汉学本身不过是清文化专制高压政策的产物，尽管它在整理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却明显地具有脱离现实的弱点。因此，张之洞的以纪、阮之学相号召，客观上是驱赶学生去做啃故纸的钻书虫，这就与其办学宗旨发生了矛盾。尊经书院的学生多受此影响，如近代经学大师廖平的经学理论，就是最典型的表现。
第三，关于课程设置及学生考核。尊经书院的课程设置每月二课，一为官课，一为斋课，共四题：经解一题，史论一题，杂文或赋一题，诗一题。这在当时是很别致的，其别致处有二。一是精简，所以要精简，就是学生课程太多，负担太重，课业之外就无时间和精力来读书了，这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二是与众不同。清代书院的课程设置，一般都是以科举相关的《四书》、时文为主，但尊经书院的课程设置却皆无。因此，学生多有疑义，张之洞在第十八条“释疑”中解释说，不课时文，是因“无庸也”；不课《四书》，是因府、县书院早开设了，再学习，就重复了。时文是科举的程序文章，《四书》是科试钦定的答案标准，张之洞身为清廷官吏，却明确地规定尊经书院不设此课程，实是一种颇有胆识的拔俗见解。
有关学生课业的考核，尊经书院确立了五日一会讲，十日一审查的条规。书院规定，凡学生都要准备一部日记，来记录每天读书的起、止进度，记载学习所得和疑问，山长（相当今天的院长）每隔五天，就召集师生会讲，主要由山长亲自抽验学生的学习情况，检查日记所记的多少以及是否属实，考问相关的问题，并给予讲解。每隔十天，又将全面考察学生的各门课程。如果说五日一会讲是重点抽查，那么，十日一审查则是全面的考查，两者结合起来，书院就能全面而又及时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学习作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