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象事。许慎所下定义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廖平认为，象事同象形大体相近，其区别在于象形仅象其物，象事则兼有功用。他用画图予以形象地说明，画图只有山水草木，此为象形，但若有人物的伏虎图、钓鱼图，就变为象事了。象事的特点是“视而知其实形，察而知其虚意”，如视伏虎图、钓鱼图，可见人与虎、人与钓竿等实物之形，细察则知人伏虎、持竿钓鱼之意。廖平认为，象事乃六书的大门，但因许慎改为指事，后人多就“指”字求意，而不知“事”为何意，因而，朱骏声、王引之列象事不及一百三十字，其中真指事不过十来字，大多是误采象形与象意，不仅使象事与象形、象意混在一起，而且把文字最为繁多的象事变为孤门。根据他的意见，象事可分为八例：行、口一类字为纯就人身耦体事例；卧、拜一类字为就身见事变体例；上、下一类字为以人依物见事例；夹、戒一类字为身物并见以为事例；鲜、束一类字为以物制物合二物为字，体繁不再从身取义例；几、勺一类字为纯举事形例；至、生一类字为纯物象事例；吠、突一类字为就物生事例。这八类字例的字都不仅有实形可见，而且兼有功用。在廖平看来，汉字中凡属于这八类字例的文字，皆应归入象事一门。
关于象意。许慎的说法是：“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廖平指出，象意的特点是“皆虚字，无形可肖，无事可作，无声可托”。所谓象意皆虚字，是以象意与象形、象事比较，并不是说象意就是全虚，相反，象意之意是有实义的。一些人不明白这一点，而据独体无虚字，误以象意皆合体，并以独体、合体区分象形、象事与象意。廖平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无论独体、合体，只要象实物，就是象形，但有其事，便是象事，但有其意，便是象意。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前人据许慎“会意”之名，只从会字求义，不知象意一门全在意字为据。因而，前人讲会意，将《说文》“从某从某者”，全归于会意，而不明白许慎“从某从某者”多为象形和象事。廖平说，象意字多以数字合成一字，“如夫妇会合而生子，其子于父母之外，自成形体，别具面目”，如武字，即由止、戈二字合成。象意字具有化多为少的功用，《尔雅》“善事父母为孝”，“孝”一字而具四字之意。因而，廖平认为，象意“皆有妙义，不易造作”，在六书中字数不多，朱、王诸家列会意多象事十倍，绝大多数是误列。
关于象声。许慎的定义是：“因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廖平指出，象声最初只是取声而已，后来才添加形属偏旁，成为本字。象声字的特点是以声为主，旧说象形、指事、会意都有兼声之字，这是错误的，“形、事、意、声，四门各别，无相兼之理”，因此，“凡有声者，皆当入象声”。在廖平看来，四象中象声一门最为繁杂。象声中有形、事、意之分，虽然这些字有形、事、意可言，但就本原来说是依声造字而成，因此，这些字与象形、象事、象意不同，而属象声。许慎言形声有省声之说，廖平认为，古字有繁有省，省与不省并见，许说是有根据的。但廖平反对后人利用许说，对那些不得声的文字巧取妄说，主张省声必有明文，才能据以为说。这是一种严肃审慎的治学学风。廖平讲象声，还与外国字母相比类，认为象声字与字母，皆以声为断，全凭听者依声理解其义，只需用耳治，不需用目治，并据此认为“字母之学，只是六书之一”。其实字母同六书一样，是自成体系的文字系统，廖平将字母与象声类比，显然不妥。后来在孔子造字说中，他利用这个观点论证六书文字尽善尽美，成为孔造六书的重要论据。
关于转注。许慎的定义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廖平指出，转注与假借相对为一类，皆用字之法，如用财的“帮补、通挪之例，转注因字多而累用之，假借因无字而通挪之”。转注以意为重，如来字转注，与麦、黍、菽、稷等，而不离谷种之意。转注字多，如《书》言“元首股肱”，《诗》言“干城腹心”，一字已明而连用数字，好像车之轴交，水之并流。转注能化多为少，以驭繁难，如《尔雅》的弘、廓、宏、溥、介等三十九字，可用一大字明之。转注异名同实，如弘、介等三十九字，名虽不同，但其实皆大之义。由于转注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因而，转注多骈语连文，意取文备，多见于词章诗文，先秦典籍的《诗》、《书》、《楚辞》就多用转注。廖平把转注分为十例：左右、股肱、元黄一类为双声骈字例；崔巍、窈窕一类为叠韵骈字例；而凡属二字连文意同者，又非双声叠韵者，则为连语例；辗转反侧、君臣上下一类为言足句例；家室、干城、好仇一类为变文协韵例；《曲礼》中的“告面”，《论语》的“迅烈”一类为错综杂出例；《孟子》中言禹及稷，《礼记》言车及马为由此及彼例；训诂以彼字注此字，二字同意一类为传注例；《尔雅》中同意可相互通用的字，如元首、权舆一类为《尔雅》例。这十类字例中，前三门为正例，后七门为变例。
关于假借。许慎的说法是：“本无其意，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假借作为用字之法，与转注正相反对。假借以声为准，如《诗经·硕鼠》：“逝将去女”，逝假借为誓，逝、誓同声。假借本无其字，借声而造，因而，能以无为有，以济穷困。假借异实而同名，如《易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信假借为伸，读与伸同音，但伸与信实义不同。假借只能单词只字，如前所举以逝假借誓，以信假借伸。假借有正例、变例之分，“假借以真虚不能造之字为正例，因不能造，乃定此例以济其穷。至承用既久，续造字多，经师写经，犹好以同声字相代，既有本字，又复相借，此假借变例也”。廖平把假借分为十六例；令、长一类的官名例；秦、宋一类的地名例；伊、姜一类的姓氏例；干、支数目之类的记识例；大、小一类的品藻例；君、臣之类的称号例；率、尔一类的单词形况例；朱朱、关关一类的重言形况例；之、乎一类语词例；次且、丛脞一类的双声连语例；蒙戎一类的叠韵连语例；答、对一类同声通写例；冯、淜一类的叠韵例；蒺藜为茨之类的合音例；德之为惪一类的同音例。这16例尚未包括旧说已明的假借字。
廖平认为，六书先有造字之法的四象，然后才有用字之法的转注、假借。四象又有先后的次序，始象形，次象事，再次象意，最后为象声。仓颉、史籀初造文字如作画，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是为象形，其字皆实字。有物就有事，象事面目为象形，实义全在事，其字在半实半虚之间。后起的象意，则仅虚有其意，其字全为虚字。廖平认为，可造之字实尽此三门，象声则是为了尽形、事、意之穷而后起的，因此，四象皆造字之法，但以前三门为一主。
但四象中的象意、象声是由转注、假借而来。廖平指出，最初文字皆象形、象事，到了夏、殷时始有转注、假借。一事用数字形容，这是古之转注；通行一久，于数字形容一事者造为一字，即会合见意，遂由此而有象意。本无其字，依声定名，这是古之假借，后于其字依类别添形属偏旁，而由此生出象声。所以，六书的会意不过是古之转注，象声不过是古之假借。廖平认为，许慎所谓会意的“比类合义，以见指挥”，即转注的“建类一首，同意相授”的变文，形声的“因事为名，取譬相成”，与假借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尤为切合，就是明证。到了周代定六书之名，又不能无转注、假借用字之法，于是而有四象、转假之名。但六书的假借不过是形声后的形声，转注则是会意后的会意。
廖平认为，明白六书命名先后之义，对正确理解六书的含义关系极大。人们讲形声，皆误以形为主，以声相属，不合象声之义，其原因就在于不懂象声实由假借而来。未有江、河、松、柏之先，已有工、可、公、白之声，为造江、河、松、柏诸字，于是因工、可、公、白音近，而假借以命名，这就是假借的依声托事，时间一久，这些如形属偏旁的字就成为六书中的象声字，而假借又别为一门。但象声与假借实同，区别仅在有无偏旁。懂得这一点，就可知象声实是以声为主，而非以形为主。
廖平的六书理论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文字有着历史沿革的变化观念。因此，他不仅指出了六书名称、含义有其历史演变，而且，再三强调只有用历史变化的观念来认识文字，区分何为初始，何为后造，何为本义，何为假借，才能正确认识六书。他说：“识字须识时代，字有始初、后造之分。始初承用既久，其义多为假借所夺，后人遂从假借制义，与前迥不同矣。”例如，女字本为女阴，用以异男，承用为女子之字，而母字后造，乃加两点以象母乳之形，这就与女字初意不同了。文字自身本来是有历史变化的，廖平主张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六书，认识文字，这是合于历史的客观辩证法的，合于科学的认识精神。正因其如此，《六书旧义》的具体论点虽有值得商讨之处，但无可否认，它建立起了廖平自己的文字学理论，自成一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