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得说一说我的母亲。我说过，我母亲排行老二。可是，在旧院，母亲却是老大的角色。大姨被寄养在姨姥姥家，再没有回来。母亲人长得俊俏，在姐妹中，很是出类。又做得一手好针线，甚至，比姥姥的功夫还胜一筹。人也伶俐，很能替姥姥分忧。几个妹妹，都是在母亲的背上长大的。母亲没念过书。对人情世故的判断，全凭了天生的悟性。起初，姥姥是立意要把母亲留在身边的。那时候，在乡下，上门女婿，是很丢脸的事情。想想看，有谁愿意把儿子养大，白白地送给别人呢？就只有找那些外路人。外路人，就是外地人的意思。山里人，娶不起亲，又向往平原上的好光景，做上门女婿，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也有本地人。兄弟多，家境窘迫，父母往往就把牙咬一咬，舍了脸面，把儿子送给人家做女婿。我父亲就是这样到了旧院。
我父亲也是本村人。家里兄弟五个，日子的艰难是可以想见的。我的奶奶是一个小脚女人，好吃懒做，没有什么心肝。不讨男人喜欢，在婆婆跟前受了一辈子的气。可是却会刁难媳妇。她漫长的一生，是一部丰富的婆媳战争史。其中，我的母亲，是最为曲折的一章。父亲到了旧院，自然是处处恭谨，这样的情势，他也不得不把自己刚烈的性子屈抑了。好在，父亲和母亲，相处还颇融洽。姥姥的意思，是想让父亲改姓，随着翟家。父亲哪里肯。我说过，父亲是一个性格刚硬的男人。改姓，在他看来，简直是辱没门楣的事情，是一种耻辱，是对宗族的叛逆和玷污。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是一个不能妥协的立场。可是，姥姥自有她的逻辑。既然是上门女婿，父亲就是翟家的人。翟家的人，自然要姓翟。这是一个不容争议的问题。矛盾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播下了种子。旧院，迎新的气氛尚未散去，一场战争，已经风雷在耳了。双方僵持，对峙，在其间，最为犯难的，是我的母亲。母亲比父亲小五岁。新婚的喜悦还未及细细品味，漫长的煎熬就已经开始了。能怎么样呢，一面，是自己的男人，一面，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坐在院子里，看着一朵枣花慢慢落下来，落在印着红喜字的脸盆里，在水面上悠悠转着。母亲的眼泪淌了一脸。在旧院，姥姥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如今，在女婿面前，竟是碰了壁。她恼火得很。然而，女婿毕竟是女婿，虽说是上门，终究不比儿子，可以当面锣对面鼓，直来直来。姥姥病了。姥姥的病是虚病。这地方，管莫名其妙的病叫做虚病。据说是被什么东西附了体，病人身不由己。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纺车。你见过纺车吗？在乡村，怎么能没有纺车呢？农闲的时候，或者，晚上，女人们盘腿坐在草墩子上，纺棉花。一只手摇着纺车的把手，另一只手捏着棉条子。纺车嗡嗡唱着，长长的棉线就从棉条子里慢慢扯出来，扯出来，缠绕在锭子上，半天工夫，就出落成一只丰满的线穗子。女人们拿这线穗子搓绳，织布，一家人的衣裳鞋袜，就从一架纺车上来。姥姥是纺线的高手，我母亲她们姊妹的纺艺，都是姥姥手把手教出来的。姥姥病了以后，不再下地，家务也不理，只是坐在纺车前，整日整夜地纺线。姥姥嘴上叼着烟袋，手摇纺车，唱戏。一家人都心惊肉跳，不知如何是好。我母亲跪在一旁，流泪。姥姥微闭着双目，不看母亲一眼。父亲在屋里坐着，对着墙，一脸的铁青。其他的人，谁敢劝？姥爷是这样一个人，醉心于河套里的树林子。家里的这场混战，他是懒得问。几个姨们都年幼，只知道一味担心着姥姥。有谁懂得母亲的苦楚？那一年，母亲十九岁。姥姥逼着母亲同父亲离婚，其时，母亲已经有了身孕。多年以后，母亲临终前的那段日子，不知为什么，总是提起这段旧事。母亲叹口气，说，你姥姥，可真会逼人，可真会——后来，我常常想，姥姥的强硬，父亲的固执，当年，十九岁的母亲，是怎样在这种处境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或许，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母亲一生的病痛暗然生成，这病痛，令母亲饱尝煎熬，最终让她撒手尘世。
改姓的风暴还没有平息，母亲临产，大姐出世了。这对姥姥无疑是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姥姥一生养育了六个女儿，她绝不希望看见下一代再有女婴降临旧院。姥姥招了上门女婿，原是想替翟家接续香火的。如今，改姓不成，又生了女孩，姥姥的病症越发重了。月子里，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她觉得欠了姥姥。在这个家，在旧院，她没有颜面。姥姥让大姐称她奶奶。她是把大姐当成了孙女。由于父亲的坚持，最终还是没有改姓。日子似乎就这样过下去了。然而，有时候，世间的事就是如此难料。母亲又生下了二姐。姥姥的病又犯了一回。比先前更甚。那时候，大姐不过两岁多，在院子里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摔倒了。姥姥在纺线，唱戏，不孝儿在眼前心肝欲碎——母亲躺在炕上，看着二姐皱巴巴的小脸，只有流泪。父亲也更加沉默了。在旧院，轻易不说一句。
两年以后，当我出世的时候，姥姥已经彻底绝望。她决定让父亲和母亲走。或许，她早已经萌生了此意，只是碍于脸面，无法出口。父亲和母亲离开了旧院，带着三个女儿。也就是说，姥姥招了上门女婿，现在，又不要了。父亲和母亲一时找不到住处，就借了人家一间房，暂且栖身。后来，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想象，我的父母亲，两个年轻人，带着三个孩子，如何凭着一双手，白手起家。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父亲和姥姥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说过，我的奶奶是这样一个人，懒惰，自私，少心没肺。面对自己儿子的困厄，非但没有母慈之心，竟是袖手旁观。兄弟们，也都担心父亲回来分割微薄的家产，齐了心要冷落他们。父亲和母亲，至此，尝尽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话是真的。父亲和母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常常是硝烟弥漫。有时候，从外面疯玩回来，看见家门口挤满了人，有的在看，有的在劝，知道是父母又吵了架。母亲的呜咽一阵阵传来，夹杂着父亲粗重的喘气声。一颗小小的心就立刻缩紧了。
那时候，父亲是生产队长。我没有说，父亲读过高小，识文断字，打得一手好算盘，在乡间，算是知识分子了。父亲原是二队，到了旧院，就跟了姥姥所在的一队。那时候，生产队长是有一定权力的。派活，是这种权力体现之一种。派什么样的活，轻与重，忙与闲，工分的多与少，这里面颇有说法。据说，父亲常常给姥姥她们派重活。拉粪车，砍秸子，钻高高的庄稼地薅草。姥姥和几个姨，就只有默默受了。母亲知道了，自然要跟父亲闹。经了艰难岁月的碾磨，比起当年，父亲的脾气越发烈了。对母亲，他全忘了是年幼他五岁的妻子，一点都不懂得容让。多年以后，当母亲缠绵病榻，父亲长年细心服侍的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内心深处，是否有过深深的悔恨。那样健康活泼的一个女人，硬是生生落下了一身的病痛。也许是有过，可是，从来不曾听他说起。那时候，常常，半夜里，被姐姐推醒，说是母亲不见了。母亲不见了。乡村的夜，寂静，深远，姐姐打着灯笼，我跟在后面，满村子找母亲。灯光一漾一漾，映出我们的影子。母亲，你在哪里？我的一颗小小的心充满了忧惧，竟然忘记了哭泣。母亲和父亲吵了架，跑了。从一开始，母亲就夹在姥姥和父亲中间，历尽了煎熬。强硬的姥姥，暴烈的父亲，婆婆一家的歧视和轻侮，贫困的日子。母亲不知该如何面对。她只有逃离。有时候，我们会在深深的玉米地里找到母亲，她披散着头发，满脸泪痕，露水把她的鞋子打湿了，走起路来，孜孜响。有时候，满村子找，也找不着，母亲是去了几十里之外的大姨家。这个时候，我的四姨把我叫过去，让我去找父亲，央他去接母亲。至今，我还记得，黄昏，父亲在田野里放羊，我立在一旁，低声哀求，我想娘了。微凉的风从田野深处吹过，吹干了我脸上的泪痕，紧绷绷的，涩而疼。夕阳慢慢地从树梢上掉下去了，野地里渐渐升腾起薄薄的雾霭。父亲的脸一点一点模糊了。半晌，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现在想来，那时候，大姨家，是母亲的一个避风港了。大姨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嘴巴向来不饶人。我母亲坐在灶边，只是低头垂泪。我大姨立在当地，冲着我说，小春子，你回吧。你娘就在这里——不回去了。早晚有一天，她得让你们气死。这话是说给父亲听的。我扭头看看父亲，他闷头吸烟，一张脸在烟雾中阴晴不定。
直到现在，回到老家，看见父亲孤独的背影，在老屋的院子慢慢地踟蹰，我总是忍不住要流泪。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走过了那么艰难的岁月，有淡淡的喜悦，更多的，是漫无边际的伤悲。而如今，母亲去了，只留下父亲一人。所有的喜悦，怨恨，还有伤悲，都不算了，都不算了。
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之间，是怎样的一回事。他们一定互相怨恨过，世事是如此的艰难，他们，有过抗争，也有过妥协，他们软弱无力，然而，终究是坚忍。他们一生，生养了三个女儿，无子。那时候，在乡村，叫做绝户。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字眼的含义。它后面包含的种种，歧视，凌辱，哀伤，无奈，我全懂。为此，我的父亲和母亲，受够了煎熬。可是，他们爱过吗？我很记得，有时候，早晨醒来，听见有人在院子里说话。我知道，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母亲在灶边坐着，烧火，父亲吸着烟，他们说着闲话。有点漫不经心，甚至，有点索然。我在枕上听着，半闭着眼睛，心里却荡起一种温情。我喜欢这样的早晨。也有时候，我歪在母亲身旁，睡午觉。父亲走过来，俯下身，看看我，转而逗母亲说话。母亲阖着眼，只是不理，父亲把手指在母亲下颌上挑一下，母亲就恼了，佯骂一句，父亲觉出了无趣，微笑了。这个时候，我紧闭着眼睛，装睡，心里却是充满了喜悦。多么好，我的父亲和母亲，至少在那一刻，他们恩爱着。直到现在，我所理解的爱情，也不过如此了。
大概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我们家最好的时光。那时候，我的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号称财神爷的，在当时的乡村，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位。而且实惠。新屋已经盖起来了。母亲素来喜欢干净，把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洁清爽。八仙桌子，靠背椅，大衣柜，带抽屉的梳妆台，都有了。我母亲坐在炕沿上，和三婶子说着闲话。我父亲伏在桌上，噼噼啪啪地拨算盘。我和小伙伴在院子里跳房子，笑着，叫着，鼻尖上都是汗，有些声嘶力竭了。姐姐们挤在里间，咬耳朵，已经是有秘密的年龄了。阳光从窗子里照过来，慢慢爬上墙，把相框上的玻璃照得闪闪烁烁。相框里，都是我们一家的照片。大姐的最多，也有小姨的，还有表哥。那是他们的年代，就连在照片里，都是笑着的，一脸的意气风发。算起来，那时父亲不过三十多岁，掌握着一个队的财权，算是事业的巅峰了。平心而论，父亲是个美男子，剑眉朗目，周正而端方。到了这个年龄，更平添了成熟男性的风度。我猜想，村里的女人们，都暗暗喜欢他。就连三婶子，正和母亲说着话，看见父亲走过来，就有些言不及义了，讷讷的，有时候，像少女一般，竟然红了脸。那时候，我母亲也不过三十出头，正是好年华，穿着暗格的对襟布衫，一笑，露出一口耀眼的牙齿。我的父亲和母亲，在离开旧院之后，迎来了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岁月。三个女儿尚未长成，他们自己呢，青枝碧叶的年华，在自己的屋檐下，过自己的小日子。从前的困厄，如同一场旧梦，都过去了，他们不愿意去想了。未来的日子，谁知道呢——终究还很遥远，遥不可及。他们来不及去想。他们再想不到，磨难，已经在未来的某处，静静地潜伏着，窥伺。仅仅在几年以后，母亲的病痛来袭，初现端倪，生活全然变了模样。全变了。
在这段日子里，我依然常常往旧院去。我的父亲和姥姥，依然有龃龉，但是却好多了。怎么说，孩子们都渐渐大了；还有，我的父亲，那几年，也算是有头脸的人物。大姨家的表哥，是旧院的常客。表哥是大姨的儿子，人生得好，文秀，单薄，白皙，一点也没有乡下孩子的粗野和鲁莽。为此，表哥深得姥姥的疼爱，她常常把他带在身边，拾花生，摘棉花，起红薯。表哥和小姨同年，两个孩子在一起，常常是，小姨处处让着表哥。表哥也确是招人疼爱。他总是安静地待在大人身边，从不惹祸生事。他也懂得体贴。对姥姥，对我的母亲，感情尤其深厚。有一度，我的母亲差点就想把表哥收养过来，做儿子。我现在依然记得，在我们家最好的时候，表哥来了，我母亲给他做手擀面，烙饼。那时候，白面，是很珍贵的稀罕物。表哥歪在炕上，我跪在一旁，把他的一头黑发揉来揉去，趁他不注意，我把它们编成小辫，一条一条。我格格地笑出声来了。后来，表哥去了部队，当兵，提干。常常有信来。我母亲坐在炕沿上，听父亲念信：大姨，姨父，你们好……这时候，我母亲的眼睛深处闪着泪光。我母亲，是把表哥当作儿子了。直到现在，隔壁的玉嫂，还老是提起来，新婚的时候，表哥常常到她的新房，也不闹，就坐着，安静地坐着，一坐就是半宿。这个孩子，就是不一般呢。看看，果然。玉嫂说这些的时候，眼神柔软，她是想起了她的好年华。如花似锦。现在，都过去了。
我一直不肯承认，在我的童年岁月，表哥的存在，对我，是一种安慰。真的。对表哥，我怀有一种静静的情感，美好，无邪，它在我的内心深处，珍藏着。我始终不肯相信，在我未来漫长的岁月中，我所喜欢的男人，竟或多或少有表哥的影子。在潜意识里，我是把表哥，这个我童年生活里唯一的异性，当作了理想男子的标杆。父亲不算。父亲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