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地里没有了庄稼，牲口们也就闲下来了。这时候，马房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九菊大伯把炉火生得旺旺的，坐在炕头上编筐。荆条子是从河套里割来的，柔韧，结实，在九菊大伯的怀里跳跃着。屋子里弥漫着熟花生的焦香，夹杂着一股淡淡的谷草的腥气。九菊坐在一个草墩子上，不停地把炉口四周的花生挪动着位置。国国在马房门口看两只狗打架。欣欣眼巴巴地盯着姐姐飞快挪动的手，嘴角黑黑的。九菊大伯编一会筐，就停下来，看着草墩子上的九菊。阳光透过窗棂子，斜斜地照进来，给屋子敷上一层薄薄的金粉。九菊侧身坐在那里，整个人就罩上了一圈亮亮的光晕。她脸上的绒毛也成了淡淡的金色，毛茸茸的。耳垂是粉红的，给日光一照，简直要透明了。九菊大伯看一会九菊，编一会筐；编一会筐，看一会九菊。一不小心，就让荆条子把手扎破了。
流言是慢慢传开的。说是九菊大伯和九菊娘。人们都不大相信。怎么可能。九菊娘疯疯癫癫的，恐怕连九菊爹，也奈何不了她。有人说，再湿的柴禾，也架不住火烧。三十多岁的光棍汉，正是一把烈火呢。大伯哥和弟媳妇，这关系本身就颇耐人寻味，有了这种流言，就更给人们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不停地争辩着，胜负倒是不论，似乎专为了求得旁人更有力的凭证。就有人说了，看见他们钻柴禾垛了。还有人说，不是柴禾垛，是村北的破土窑。人们就又争论起来，赤头红脸的，样子极认真。
我们都因此不理九菊。用大人们的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闺女。九菊也有自知之明。软的硬的钉子碰过几回，就沉默了。只是照常的忙。脸上，却分明多了一种说不出的忧伤。
有一回，傍晚，还在吃晚饭，就听见九菊娘的骂声从半空中噼里啪啦落下来，瓢泼一般，把整个村庄都淹没了。这种骂法，是很厉害的，不特指某个人，却实在是骂了整个村子。人们都沉默，仿佛多日来一直在等这场骂，等当事人站出来，把舌头上夹缠不清的东西理出个头绪。人们都说，这女人，不疯。
九菊大伯本就是个寡言的人，经了这事，话更少了。回家也少。多是在马房里，或者地里，即便在街上走过，也是低了头，匆匆的样子。在弟弟面前，就更添了几分屈抑和小心。只是拼命地干活，一个人，简直要把整个家都给勉力撑起来了。九菊爹人懒，还有那么一点缺心眼，这时候也落得轻闲，做起了甩手掌柜。
过了麦天，我就上三年级了。我们还是在香香家的小西屋睡。其间，忘了是什么原因，我们一度搬回家住。躺在自家炕上，听父母有一句没一句扯着闲篇，竟然有些陌生了。现在想来，那种由陌生带来的不适，或许就是叫做成长吧。后来，我们终于又搬回了我们的小西屋。
九菊有时候也来。来了也不怎么说话，听我们赌天发誓地吵，就宽厚地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