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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现状最好

默认效应

我绝望地看着葡萄酒单,依户雷基?哈斯莱威路?素素梅尔乐?我并不是红酒的专家,但这家餐馆显然是有位红酒师想要展示他的小资情怀。酒单的最后一页拯救了我:“餐厅自酿红酒,都·帕特隆庄园,勃艮第,52欧元”,我马上点了这种酒,应该不会太难喝。

我买苹果手机已经有一年了。它提供了每一种可以想到的功能—从铃声到背景音乐再到浏览器缩放以及照相机快门声音调节。到目前为止我使用了多少个这样的功能呢?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答案:一个也没有。

这并不是因为我在技术方面是个白痴,而是因为在这里我也是“默认效应”的受害者。标准的设置(即默认设置)是有吸引力的,是令人感到舒服的。这就是我对餐厅自酿酒和苹果手机功能的态度。大多数人都会习惯于标准的内容,比如汽车买家会选择默认的颜色—如果每本宣传手册、每段视频和每个广告都是煤灰色,那么决定买这一默认色的汽车买家会占大多数。

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在其合著著作《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Nudge)中,说明了政府如何在没有违背宪法中规定的不能限制公民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进行引导。政府会提供多种不同的选项,也会为没有做出决定的公民提供默认选项。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就是以这种方式给市民提供两种可选的汽车保险。第一种保险比较便宜,但人们要放弃在事故中获得一定程度赔偿的权利,新泽西州政府将这种便宜的保险设为默认选项,大多数市民也就选择了这一种保险;而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将较贵的一种保险设为默认选项,不出所料这种较贵的保险受到了更多市民的青睐。这个事例让人吃惊,因为这两个城市的市民应该不会有太大区别。

科学家埃里克·约翰逊和丹·戈尔德施泰因询问人们是否同意在死后捐赠自己的器官(默认选项是同意捐赠器官),而没有询问是否愿意捐赠器官,通过对选项设定的简单更改,被调查人群中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由4%提高到80%。

如果没有预先给出默认选项,这种“默认效应”也会起作用:我们就会把现状作为默认选项,保持现状而不做出改变。人们喜欢自己已经了解的东西。在尝试新事物和保持现有状态这两者之间,我们通常都是极为保守的—即使做出的改变是有利的。例如我存钱的银行对于寄送账户结账单每年要收取60法郎的年费,如果我选择电子账单,这笔钱是可以省下的。尽管我已经多年对这种收费服务表示不满,但直到今天也没下定决心取消它。

这种“现状最好”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呢?除了追求纯粹的安逸之外,我们对损失的规避在这里也起了作用(《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中曾提及,你可能还有印象)。损失带给我们的不悦感是同等收益带给我们的愉悦感的两倍。比如说人们很难对已生效的合同重新进行谈判—无论是私人事务还是两国之间,因为对合同所做的每一个让步都是损失。如果对方让步,则是自身赢利,但因为损失给人带来的不悦感是双倍的,所以每一次重新谈判给人的感觉都是净损失。

“默认效应”以及它的特殊类型“现状偏见”都会产生这样的影响:我们有极为明显的倾向去牢牢抓住现有事物,即使这会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和我在一桌吃饭的人品尝了我点的餐厅自酿红酒之后说:“嗯,这肯定还需要在杯子里醒一下。”但我知道他的表情决不意味着他感觉味道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