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后，崛起的上海取代北京成为京剧最重要的市场，在上海本地，周信芳、盖叫天等红角辈出，连北京的京剧大腕都必须以在上海唱红来证实自身的价值。此时，在上海滩看戏已经不是消遣，而是都市奢华生活的一种显示方式。
在上海海派文化的浸淫和影响下，浙江小县城里的“的笃班”，在上海发展成了有全国影响的戏曲曲种——越剧；上海郊区的“东滩调”发展成了地方性代表戏——沪剧；苏北的乡间小调香火戏，也是在上海发展成为淮剧；就连北方人最喜欢的评剧也是在上海发展成型的，评剧最早称之为“蹦蹦戏”，20世纪30年代中期，“蹦蹦戏”艺人大量涌向南方，到上海等地演出，并在上海正式发展命名成评剧，一代“评剧皇后”白玉霜就是在上海“恩派亚”大戏院唱红的。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一直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受各种移民文化的影响，但是上海从来没有简单地“西化”，也没有简单地“他化”，而是基于吴越文化的底蕴，不断从外部汲取养分，同时不断根据自身需要进行融汇、变革和创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海派文化。
“中西合璧”的海派文化，最可宝贵的一个特点就是包容性，同时注重变化，与时俱进，富有创造，这就是海派文化的真正精华所在。如果用两个词概括海派文化的个性，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莫属。
老上海的石库门和外滩的建筑，是典型的中外合璧风格；上海的舞台上，京戏、越剧和话剧、歌剧、芭蕾舞等“联袂”上演；音乐方面也是锣鼓、琵琶、二胡和钢琴、萨克斯交相响起；饮食方面不仅川、粤、京、鲁、苏浙、淮扬等菜系荟萃，西餐馆、咖啡厅亦数不胜数……还有去霞飞路吃冰激凌，到百乐门舞厅跳交谊舞，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都曾是20世纪30年代最标准的海派生活方式。
滥觞海派文化的上海，本身就是一个“海派”的绝佳承载体。由于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对其他文化体现出了一种宽容姿态，让海派文化形成了善于接受新鲜文化的因子。事实上，自上海开埠以来，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总是能在上海形成新的文化体，从京剧、昆曲、越剧到电影、话剧、美术……几乎每一种艺术样式，都能够在上海完成现代化的转型，实现历史性的“嬗变”。
电影从欧美传入中国后，最先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实际上，早期的中国电影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上海电影史。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的电影公司为179家，而上海就占142家。
上海还是中国流行服饰的发源地。香港导演王家卫拍的《花样年华》，凡是看过的人肯定对片中女主角苏丽珍的旗袍着装印象深刻。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各式各样的旗袍风行二十年，成为大上海“摩登”的一个标签。“改良旗袍”是最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服饰，当时西洋盛行短裙，从1927年起，中国旗袍吸收西方服饰长处，不断上提下摆，到1930年，旗袍下摆几乎与膝盖齐平，而且袖口叶逐渐缩短，腰身收紧，两边叉开升高，完全摆脱了满族旗袍的旧样式。
民国影星胡蝶，引领了一代旗袍风潮。改良后的旗袍，吸取了西方的审美情趣，大胆体现了东方女性的曲线美，是中西方美学融合的成功尝试，也是上海作为曾经世界五大时尚之都的永恒印记。民国期间，旗袍几乎成为中国妇女必备的时髦装束，上海滩的名媛都穿着旗袍出入社交场合，演绎着独特的海派风情。这个时期，上海人对一切能增加美感的服饰都抱着开放态度，另外发型、鞋帽、配饰也都历经变革，其崇洋之风远超其他任何省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旗袍，是一种既稳定又变幻无常的时装，款式层出不穷。先是流行高领头，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季节，也必须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头；渐渐地，低领头又流行起来，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时，干脆穿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而长过手腕，时而短至露肘；开衩也是两个极端，时髦女青年把衩开到大腿根部，相反也有小家碧玉穿无衩的旗袍。
一些电影明星和名媛，也经常在旗袍上标新立异。民国一代影后胡蝶，因为“蝴蝶”与“胡蝶”谐音，她动脑筋在旗袍的下摆和袖口上缀上蝴蝶褶衣边，同时缩短旗袍的长度和袖子，袒露小腿和小臂，时人称之为“胡蝶旗袍”，成了沪上女性的仿效对象。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张爱玲也喜欢穿短旗袍，她不仅找专业的裁缝定制，还会根据自己的爱好，亲手设计旗袍样式。
时尚是商业的催化剂，作为商业化大都会的产物，海派旗袍不仅顺应社会心理，更切合商业利益。在旗袍风的鼎盛时期，上海月份牌上的美人，都是身着风姿妙曼的连身旗袍。而能够将旗袍穿出无限风韵的，也莫过于上海女人了。试想，如果你在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看见阮玲玉、周璇那一干女子袅袅走来，那一抹江南的雅致，带着一缕上海的风韵，女人的风姿和旗袍的韵味在那一刻，简直可以瞬间使人倾倒。
上海人的社会交往、婚丧礼仪等方面的细节，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就连编门牌号码、人车分道等，也都受到西方影响。但我们断不可忽略“江南”的影响。
1843年左右，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与京杭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相比，上海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壮县”。“天下富庶莫过江浙”，明清时期江南的精华，都集中在运河沿岸。但随着内河运输的衰败，海洋运输的兴起，使得苏州、杭州、扬州等江南明星城市黯淡下来，而战乱更是驱使富商、乡绅竞相投奔上海。江南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市场乃至人文资源），被组合到上海，然后在西方因素的催化下，发生了变化、融合。正是得到了外在条件的支撑，让上海有了追求奢华、时髦的社会基础，养成了中西、新旧、上下、雅俗混杂兼容的海派文化，并不断膨胀。
洋行商船越洋带来了各种西洋器物，令生活在上海的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带“洋”字的物品皆成时髦名词。人们对西洋器物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从此前笼统的“奇技淫巧”论断，进而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产生效法西方、维新改革以求富国强兵的想法，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一个突破。
长期以来，江南是泱泱华夏的地域“咽喉”，这里不仅是国家财库，边疆军防的粮仓，而且是世俗生活文明的最高体现，是秀美、雅致乃至奢靡的代表。不似北京人雍容的优雅，江南人的优雅是在工商氛围中熏陶出的，偏于精致化。在上海人的整体气质中不难觅到江南人的影子，江南人文中讲技巧、重知识、重商贸、勤勉敬业等方面的传统底蕴，对上海的成长也不无贡献。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的试验地。在一种难以摹状的嘈杂世界里，上海人吸收了江南人的精明能干、精益求精，和西洋人的讲求细节、遵循法治，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像一座精密的钟表一样，丝丝入扣，而上海人凡事追求完美的生活观也正是这座城市性格的体现。
这种完美生活观，从中西融合的石库门建筑、西方别墅与东方园林融合的花园洋房；从吴昌硕的书画、张爱玲的小说；从喝美国可口可乐和法国白兰地……风情万种的海派文化从建筑、艺术一直延伸到生活方式，一度滥觞成为当代颇为流行的所谓小资情调，与红酒、咖啡、沙龙这样的名词碎片，优雅、悠闲、怀旧这样的形容词相联系，成为上海人生活中的某种“特产”。
上海人的“小资情调”，很大一部分是源于租界中的“法国情调”。上海法租界诞生于1849年，至1943年交还给中国，法租界存在了九十多年。在九十多年中，法国人保持着法国的衣食住行、风俗时尚等社交习惯，这使得上海的空气中隐隐约约弥漫起一股法兰西风情。
法国人天性乐观、懂得享受，是一个将生活艺术化的民族，他们喜欢跳舞、看歌剧等社交活动，喜欢在家接待客人；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还组织小型的交友沙龙，相约骑车郊游，等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法租界设立的逸园跑狗场和回力球场，是上海乃至远东的两处著名游乐场所。
跑狗作为一项运动，起源于16世纪英国一项“猎犬逐兔”的比赛，是英国上层社会的一种休闲活动。1928年1月，法国人邵禄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共同筹建了“法商赛跑会股份有限公司”，其实就是一家跑狗赌场。1928年冬，逸园建成。新建的逸园有各式建筑25幢，6条赛狗跑道，内圈为标准足球场。此外还设有小型高尔夫球场、网球场，露天电影院，舞厅、酒吧、饭店等。
赛马和跑狗成为了老上海特有的租界文化，尤其是跑狗这种博彩活动，当时全东亚大概只有上海才有。由于生意欣荣，跑狗场还专门有“狗报”，供赌客翻阅。上海解放后，公共租界的跑马场变成了人民广场，法租界的跑狗场则改建成了文化广场。
十分有趣的事情是，20世纪60年代，跑狗在澳门再度兴起。主办者不仅吸收上海逸园赛狗的经验，甚至直接将跑狗场改名为澳门逸园赛狗公司。原本进口改装的东西，竟然又出口了。据说，跑狗场内的起步钟及敲击的锤子，都是从上海运来的，这个钟被沿用至今天，经过七十年来不停的敲打，它的表面布满了如蜂巢般的细坑。
上海自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突出，到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极盛。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到了80%以上，直接对外贸易总值也占到了全国的50%以上；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集中的地方，1933年时上海民族工业资本占全国的40%；作为金融中心，上海不仅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80%的份额，而且是中国几乎所有主要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全国四分之三的金融资产聚集于此。上海，真正宛若一颗“东方明珠”。
1930年，外滩建筑群鸟瞰图。此时的上海，如万花筒一般不断变幻出瑰丽的色彩。经济突飞猛进，城市日新月异，似乎在一夜之间，来此碰运气的好多人都发财了。新派的留学生、工业资本家替代旧式绅商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同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上海社会的主流意识，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反映着经济学背后的数据实力。假如没有足够多的金钱支撑，之后的所谓符号都是废话。所以即使是一个经济再窘迫的人家，箱子底下也会压几件笔挺的衣服，而这也正是《花样年华》式的小资情调得以孕育的基础。
海派文化是发生在中国的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此后还有青岛、烟台、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地，这些地方至今都存有西方文化的遗迹，但是，它们最后都没有形成上海这样的海派文化，为什么会这样呢？
与广州、福州、宁波、天津相比，上海是一座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而不是在传统城市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在开埠之前，上海本地人人口并不多，地域文化较弱，没有很强的文化抗力；从地形上说，上海位于长三角和整个长江流域的焦点，又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具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这是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港口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正是这样的地理、人文的因素，使上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演变实验室。
尽管海派文化滥觞于上海，但是，如果因此将“海派”视为上海的区域文化，把海派文化弄成“专卖店”，强调地域文化的独立性和纯粹性，那么无疑是局限、低估了海派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就像海派旗袍、交响梁祝一样，海派文化绝不是中西方两种文化交汇那么简单，从某个文化层面而言，海派的作用就像是一场文化实验，一场用世界性文化解读中华文化的“解码实验”，也是一次中华文化自由接轨世界文化的预演。
曾参与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的著名学者熊月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近代上海的道路是独特的，它不同于伦敦、巴黎，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演变为现代大都市的；不同于纽约、洛杉矶，不是在主权完整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也不同于孟买、香港，不完全是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从荒滩上发展起来的。无论近代、当代，上海在中国的地位特殊，影响巨大，代表着中国前进的脚步。
这不由得让人记起美国作家墨菲说的话：“假如你想了解中国，那么你必须先了解上海，因为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从开埠的滨海县城，到20世纪30年代被称作世界“第五大都市”，再到越来越多新上海人加入这座城市的今天，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海派文化”的创造者，而它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地被充实和扩展着，这种未知的不确定性，恐怕也是海派文化最大的魅力吧。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