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的沧海桑田】
上海曾是一个浜河密布的水乡。除吴淞江（苏州河）、黄浦江外，另一条著名的河流当数洋泾浜了。在上海的海派文化中，“洋泾浜”是一个非常闻名的词，甚至海派文化都曾一度被称为是“洋泾浜文化”。
现实意义中的洋泾浜，是黄浦江水系的一条支流，河道以江为界分东、西两段，浦东段称为东洋泾浜，浦西段称为西洋泾浜，与上海县城墙平行而流，相距半华里。在很长一段时期，洋泾浜不仅能通船，而且在排涝、灌溉、挡潮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清乾隆年后，浦东段因淤泥堵塞不再通水，1832年逐渐被湮没废弃。
从此，浦西段便不再冠以“西”字，直呼洋泾浜。而被湮没的浦东段河道日后被填埋筑路。一个半世纪后，1988年建成的黄浦江隧道基本上就是沿着旧洋泾浜河道进入黄浦江底的。实际上，上海还有第三条洋泾浜，那就是流经洋泾镇的北洋泾浜，俗称洋泾港。全长42公里的洋泾港，是浦东北部重要的河道之一，其中段贯穿洋泾镇，洋泾镇也因洋泾港而得名。
在吴语方言中，“泾”泛指沟渠，“浜”是小河的意思。1840年之前，洋泾浜一带荆棘丛生、沟渠纵横，田野旷地间有弯弯曲曲的泥泞小道，周围是上海老县城北郊的主要墓地。然而，这条曾籍籍无名的小河浜，却因为一帮洋人的到来而名声大噪，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向。
1845年11月，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连吓带骗地与上海道咸龄“商妥”《上海土地章程》，同意把洋泾浜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外滩）南一带作为英国人居留地。1849年4月，上海道台麟桂又屈服于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的淫威，同意将洋泾浜南、护城河（今人民路）北划为法租界。从此，其貌不扬的洋泾浜成了备受瞩目的租界界河，并迅速热闹起来。
英租界、法租界相继开辟后，洋泾浜两岸形成了两条路，英国人在北岸沿河修筑了“松江路”，法租界则在南岸修筑了“孔子路”。在南京路、福州路的商业街、文化街尚未形成之前，作为华洋分界的洋泾浜沿岸，妓院林立，茶楼酒肆鳞次栉比，成了上海最热闹的 “洋场”。
洋泾浜周围首先出现的是供来往客商住宿存货的栈房旅店，几乎同时出现的便是青楼瓦舍，上海第一家徽戏馆“满庭芳”，第一家京戏馆“丹桂茶园”，以及上海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新式茶楼“丽水园”等皆出现于此。
1875年，在墨海书馆工作的王韬这样描述道：“洋泾者，上海县之北郊也。今为西人通商总集，其间巨桥峻关，华楼彩辂，天魔赌艳，海马扬尘，琪花弄妍，翠鸟啼暮……”这段文字或许令人读起来有点枯涩，但王韬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对洋泾浜的繁华感叹，多少能体味出一二的。
由于洋泾浜是县城到租界的必经之地，所以去“洋泾浜”一度被用作去租界的代称。另一方面，当时上海道与租界签订的有关协定多以“洋泾浜”为文本名称，称之为《洋泾浜××章程》。就这样，“洋泾浜”就从河流的地理名词，延伸到了“洋场”、“租界”的宽泛代词。
17世纪后，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不断向外扩张，掠夺世界市场。英国商人所到的港口、城市，在没有共同语言而又急于进行商业交流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以当地母语为主，同时夹杂着英文词汇的“商业英语”（Business English），西方人称之为“皮钦语”（Pidgin English）。也别以为“Pidgin”是原版英文，乃是由Business（生意、贸易）的中文译音而出，再复为英文词，成了意指“在贸易或交往中形成的不同语种的混杂语言”的专门词汇。
在上海开埠以前，清政府限定只有广州一个口岸对外开放，并实行国营的贸易垄断，特许“十三行”负责经营、管理进出口贸易。这里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中央商务区（CBD）了，买办商人也由此地繁盛。为了商贸交易，“十三行”的商人模仿“澳门葡语”，发明了用粤语为英语注音的“皮钦语”，由于广东人习惯将洋人讲作“番鬼”，因此皮钦语也就被称为“番语”或“鬼话”。
在用广东话注音的番语中，英文wha或wa的发音一般都注为“屈”，当下许多城市的“屈臣氏”连锁店，最早就是从用广东话注音的“番语”而来。
由于“番语”能够让洋人和华人之间实现简单的交流并进行商品交易，所以广州是西方人在中国“唯一有感觉的城市”。但这种一口通商的状态并没保持多久，英国人用鸦片和枪炮终结了“十三行”的贸易专营权，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上海开埠，其对外贸易地位很快超过了广州。从此，原来设在香港、澳门、广州及南洋等地的洋行纷纷转迁上海，或在上海开设分支机构，西方本土的公司也在上海设立子公司，大量原“十三行”及洋行里的广东买办也相继北漂，进入上海后集聚在洋泾浜，在华洋之间充当贸易中介人。
老上海把懂外语的人叫做“通事”，将游荡于街头的蹩脚翻译讥为“露天通事”。这些“露天通事”一般在洋行打过工，了解一些英文词汇，但语法不通、读音不准，洋人听了仅能勉强意会。当遇到外国水手或初到上海的洋商外出购物时，他们就自荐做向导，凭借半生不熟的英文单词，连带夸张的形体动作和脸部表情，在交易中 “捣糨糊”，倘若能翻译事成，也能从中赚些生活费。因为能赚钱，做露天通事的人越来越多，起先仅30 余名，最多时竟有200 多人。起初从事商贸翻译的还是从广州来的老手，后来随着宁波商人的大量涌现，露天通事逐渐开始本地化，形成了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皮钦语。
当时，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商人在洋泾浜一带，都是用结巴不清的、混杂着中国话发音的英语，再加上各种手势的比划，与洋商讨价还价、接洽生意。久而久之，这种中西语言混杂的“夹生英语”也有了较为固定的表达方式，并超出商业贸易的使用范围，成为十里洋场中一种时尚交际语。因为这种似洋非洋的语言流行于洋泾浜，所以又被称为“洋泾浜英语（Yang King Pang English）”。
虽然洋泾浜英语被冠以“英语”之名，但它受汉语的影响较受英语的影响要深，宁可服从于汉语表达习惯和词序，而置英语的基本语法、时态等结构于不顾。按《上海闲话》的作者姚公鹤的说法，这是一种“以中国文法英国字音拼合而成，为上海特别之英语”。它是用汉语中的近音字为英语单词标音，使英语读音汉语化，其特点一是不讲语法；二是按中国话“字对字”地转成英语。
简单地举例说，英文中“我不能”是“I can not”，而洋泾浜英语却说“My no can”。这种“洋泾浜英语”，尽管词汇贫乏，发音混杂，但语言结构简单明晰，很有实用价值，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受过正规英语教育的人，十分容易掌握。因此，那些到上海做生意的其他籍商人，为了能够与外商直接打交道，也纷纷自学洋泾浜英语。
最先看到市场需求的是深具商业敏感性的宁波人，他们以上海买办第一人穆炳元的“洋泾浜”英语为基础，乘机赶印了一种以中文读音注音的英文速成手册，取名《洋泾浜英语手册》在市场销售。于是，“洋泾浜”三字又成了夹生语言的代名词。外国人讲的蹩脚中国话，外地人讲不标准的上海话，或者带着土音的普通话，都被称之为“洋泾浜”。
1860年由宁波人编的《英话注解》，
标志着“洋泾浜英语”的诞生。据资料调查显示，1860年冯泽夫等6位旅沪宁波人编写的《英话注解》，是上海出版的第一个“洋泾浜英语”读本。该注解录入的“洋泾浜英语”的单词，大约700个。共分银数、洋数、五金、出口、进口、天文、地理、时令等40个门类，每类选常用单词若干，以汉字注音。在某种意义上，《英话注解》的出版将日常口语用字规范化为雏形“字典”，预告了“洋泾浜英语”的诞生。
从“澳门葡语”到“广州番语”再到“洋泾浜英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张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路线图，触摸到二三百年的中外贸易史变迁。由于宁波和上海地理位置相近，方言相同，而宁波人在上海的人数众多，并且是上海商界的主流群体，因此《英话注解》被多次重印。就此而言，是宁波人创造了“洋泾浜英语”，而“洋泾浜”也成就了宁波帮，他们是洋泾浜英语的最大受益群体。
上海的洋泾浜畔，华洋之间往来亲密，商贸交易繁荣，但远在北京的执政者们，似乎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大转型茫然无知，不仅看不见西风劲吹的趋势，而且漠视西方所主导的近代世界的游戏规则。于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到20年，清朝再次顺理成章地陷入到了局部战争的泥潭。
既然打不过人家，那就只能受辱了。然而，在订立《北京条约》时，清朝官员中竟连一个精通外文的人都找不到。其实两年前签订《天津条约》时，这个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写“内参”，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国语学校，却没有引起重视。咸丰临死前终于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实乃“三千来未有之变局”，遂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门用来处理“洋务”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此后，建立“垂帘听政”体制的慈禧也觉得，要维护统治必须要借助西方的火枪大炮，因而默许了洋务派的一些提议，于是一场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在这样的一个求变的氛围里，1862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正式创办了。这是在总理衙门之下设置的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外国语学堂，其目的就是为清廷训练外交翻译官，以便在今后和西方列强打交道时“不受人欺蒙”。
这简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决策，因为不久之前，这个国家还在死守着“尊王攘夷”、“夷夏之防”的敏感底线，此次中央政府不但公开成立学堂学习外语，而且承诺成绩优异者可保举为六品官员。一个未出校门的学生，可以变成国家的官员，此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体系科举制度，这个变化无疑是巨大而突兀的。
1863年，倡导洋务的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也乘机向朝廷递送了《奏请设立上海学馆》的奏折，提出在上海开设外语学校的建议。或许是有了京师同文馆的先例，此奏折呈上去仅17天，朝廷就令准了。同年，李鸿章又上奏在广州设立继京师、上海同文馆后，中国第三所外国语学校——广州同文馆，也都获准了。
不久，上海的校舍动工。最初李鸿章拟名“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正式定名为“上海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是上海官方筹建的第一所以学习外语为主，兼习其他西学的新式学校。由于那时上海很多人都在寻求接受英文教育的机会，因此上海同文馆的招生，远比北京热闹。
上海同文馆这个名称用了四年，1867年因故改名“上海广方言馆”。所谓“广方言”，就是推广方言的意思。清政府把英语当做“方言”，不无“天朝老大”的傲慢味道。其实，其中倡办者也颇有难言之隐。在传统孔孟理学的熏陶下，绝大多数士大夫的观念仍然十分陈腐守旧，视入同文馆学习为歧途，声称“谁报考洋学堂就与谁绝交”，并以“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话诋毁生事。
朝廷上下对同文馆的存废之争一直吵嚷了六年有余，而且这种局面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正是在这些标榜爱国的腐儒阻挠下，使一切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先进新生事物，都得不到顺利的成长，以至丧失了一个又一个改革发展的良机。显然，李鸿章也深知传统的儒家社会变革之难，所以尽量三缄其口，并用“方言”代替“外语”，以示“天朝”之威，避免语汇上的口舌争议。
虽然李鸿章也是封建科举出身的进士，但他能看到自身的局限和不足，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所以，广方言馆名义上是仿照京师的同文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同文馆培养的对象主要是满族八旗子弟，广方言馆则向汉族士民阶层“开门”，广招周边地区14岁以下儿童入馆；同文馆仅仅是个外语学校，是为朝廷训练外交翻译官服务的，而广方言馆除了学外语还开设天文、算学馆，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这个学校，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
在近代硝烟的熏陶下，李鸿章这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砥柱官员，始终是近代学堂的积极创办者和支持者，大凡各类于自强运动有益的专业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都是他亲上奏折并悉心给予维护。清末“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人，皆是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
一些清军将领见识到了西洋炮火和新式军械的威力，李鸿章认为“炸弹真神技也”，曾国藩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必“学做炸炮，学造舟船”。他们的主张都得到了北京的支持。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成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这里生产出了中国的第一种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艘铁甲军舰……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产业的开端，有“机器母厂”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