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离开长沙之后，担任时务学堂分教习的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人也忿然欲去，经过时任时务学堂总理的熊希龄与时任《湘报》主笔的唐才常等维新人物的再三挽留之后，他们才暂时留了下来。
由于叶德辉之流所造的谣言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广泛的恶劣影响，因此，时任湖南巡抚、主持湖南新政的陈宝箴甚为忧虑。陈宝箴想亲自看一看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和教习们对此的批语的内容，于是，他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的札记。熊希龄将学生们的札记呈送给陈宝箴审阅之后，叶德辉之流又在社会上传出了新的谣言，说熊希龄所呈送的札记是特意伪造的、并非学生们原来的札记。陈宝箴对于这个谣言有点相信了，因为他发现熊希龄所呈送的札记之上确实有许多经过涂改的"可疑"之处。对于陈宝箴的这种态度，熊希龄很觉尴尬和生气，他说这是陈宝箴不信任自己的表示。与此同时，时务学堂的绅董王先谦、张祖同、黄自元也趁机向陈宝箴告状，指责熊希龄在主持时务学堂事务时非常专擅。于是，熊希龄一怒之下向陈宝箴提出，他准备辞去时务学堂总理之职。看到熊希龄如此举动之后，王先谦决定趁热打铁，他赶快联络绅董向陈宝箴提出，请另委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以代替熊希龄。可是，陈宝箴却不同意让熊希龄辞职。熊希龄看到王先谦等人如此折腾之后，就向陈宝箴提出，他推荐谭嗣同代替自己、接任时务学堂总理，以示自己是以严肃的态度提出辞职的。可是，陈宝箴仍然不同意熊希龄辞职。于是，熊希龄辞职风波暂告停息。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1898年4月底），张之洞的弟子、由张之洞资助长期在北京了解政治情况、此时在北京当官的杨锐向北京的维新人物们提出，此时一些"新学之士"的言论过于激烈，新旧两派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张，这样并不利于"变法"和"新政"的前途，应该想办法让清朝廷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样又通学术、又通时事的国之重臣调到北京来、入参大政，才能让"变法"和"新政"顺利推行下去。杨锐通过圆滑的政治手腕，说服素以顽固保守、坚决反对"变法"和"新政"而著称的大学士徐桐同意出面以他的名义向清朝廷奏调张之洞进京。远在湖北省垣武昌的张之洞在接到总理衙门发来的电旨"著即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之后，就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1898年5月7日）将湖广总督政务交付湖北巡抚谭继洵暂行兼署，然后就乘轮船起程，离开了武昌，往北京而去。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张之洞先到达了上海，恰巧这时在湖北沙市发生了教案，于是，张之洞在上海接到了光绪皇帝命令他先不必进京、回湖广总督之任处理教案的谕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1898年5月27日），张之洞返回武昌。对于张之洞进京一事，军机大臣翁同龢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一直都非常反对，因为他们都害怕张之洞进京之后会夺走他们的权力、占据他们的地位，所以，当沙市教案发生之后，他们都拼命劝说光绪皇帝千万要让张之洞回任处理事务、不可忙着让他进京，于是，光绪皇帝就按照他们两人的建议给张之洞发去了那道命他回任的谕旨。当时，梁启超正在北京，他对于张之洞不能进京参与大政一事感到很高兴，在他看来，张之洞只不过是一个将"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绔习气"、"滑头习气"、"新界习气"汇成了"习气大全"的老官僚，他并不会真正支持"变法"与"新政"，对此，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张之洞这几年以来一直对于维新人物利用《时务报》痛斥清朝廷的种种腐败状况、宣传"民权"的举动横加指责和干涉。梁启超曾在给他的朋友夏曾佑的信中直率地说："香帅（张之洞）到京，恐未必大用，位次太末，用亦未必有权"……"幸亦如此，否则以忌刻之夫而当国，亦非所宜。"
张之洞这次于北上途中停留上海期间，曾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给他这个湖广总督属下的两个支持新政的重要官员--湖南学政徐仁铸、湖南巡抚陈宝箴分别发去了电报。在给徐仁铸的电报中，张之洞指责徐仁铸所主持的《湘学报》"多有不妥"，"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在给陈宝箴的电报中，张之洞训斥道："《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谪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在张之洞的强大压力之下，陈宝箴饬令主持《湘报》事务的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并命令主持《湘学报》的徐仁铸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1898年5月20日）开始，将张之洞所撰的《劝学篇》一书在《湘学报》上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