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实如此，然而，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正式颁布的这一天，创办京师大学堂一事还是作为这道诏书所特别强调的内容之一被传达到中国各地--"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
《明定国是诏》被正式颁布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光绪皇帝又急迫地传达了一道与新政有关的诏令：命令各省立商务局。同一天，夏同龢等三百四十二人被赐戊戌科进士及第出身有差。人们纷纷议论说，夏同龢等人也许就是大清朝最后一科写八股文的进士了，因为，光绪皇帝就要宣布废除八股文了……
《明定国是诏》被正式颁布之后的第三天--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呈递了保荐通达时务人才的密折，保荐了五位著名的维新人物：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天开始，在各种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和内部纷争的连续混战中，湖南的维新事业的形势开始恶化，时务学堂被谋毁，《湘报》被冲击、其主笔被殴打，南学会被搞垮……
光绪二十三年年底（1898年年初），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在回家过年的时候，将他们在学堂所作的札记和任教习的梁启超等人对此的批语出示给亲友看，可是，他们的亲友中的许多迂腐守旧之人不看则已，一看就大骂不止，说札记和批语上所写的康有为"素王改制"变法理论、还有那些宣扬资产阶级民权的学说都是些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说梁启超等人简直就是些用眩人之术、迷魂之药害人的江湖骗子。诸如此类的言论从家族中传到社会上之后，在社会上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时务学堂被很多人视为毁坏淳朴青年、培养"二毛子"的罪恶机构。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开始，梁启超所著、以时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为署名作者的《輶轩今语》被连载在《湘学报》上，《輶轩今语》大力宣扬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使其在湖南公开宣传流行；与此同时，长沙城内有名的学霸、奸商、劣绅叶德辉则率领他的一群帮闲就《輶轩今语》所言大肆攻击，并无休无止地诬蔑、谩骂梁启超。叶德辉如此痛恨梁启超，并不只是像他在表面上所宣传的那样，是因为要捍卫正统学说，还因为他曾经谋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却没得手，而梁启超却得到了这一让他眼红不已、觉得可以大出风头的职务。--叶德辉时时自夸，他乃是一位在二十八岁时就考中了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进士的青年才俊、国家栋梁，乃是当今湖南最有名的文士，而且他此时年仅三十四岁，却已是个在官场、商界都历练过、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实干家：他曾经当过几天吏部主事，后来因为嫌职位太低、俸禄太少、拘束太多而告病辞官、还乡为绅；他这个"钦点主事、观政吏部、加四品衔"的京华风流人物一回到长沙，就在湖南当地的商界、金融界、地产界、政界、文化教育界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他在长沙坡子街开了一家染坊、一家钱铺、一家杂货店，他在湘潭老家广置田庄、每年净收二千多担的租谷，他担任了长沙城南书院山长、两湖米捐局总稽查、火宫殿息争公所总裁等又能明着捞名声、又能暗着赚钱财的职务；而且，他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例如：他与一个姓钱的商人合伙经营黑茶生意，在安化一带采制黑茶，偷运到甘肃、宁夏等中国西北偏远贫困地区发售，牟取暴利，由于他投机手段活络、又肯费大本钱行贿，所以，对此犯法违律之事，黑道上的流氓土匪也不敢打劫，白道上的官府也不敢管制……总之，在他这么个有学问、有钱财、有权势的大能人看来，梁启超只不过是个年仅二十余岁、虽然勉强有个举人功名却并无实干经验的小卒子，岂能僭越本分，取代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梁启超逢此流言散漫、是非莫辩之遇，不禁因急怒而大病！于是，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中旬（1898年3月初），梁启超与当时都在长沙的维新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告别之后，就离开了长沙，前往上海就医。此一去，梁启超再也没有回湖南。梁启超到达上海之后，当时也正在上海的康有为之胞弟康广仁（康有溥）为他"调护饮食"、"剂医药"，不久之后，病仍未愈的梁启超以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会试的名义离开上海、前往北京的时候，康广仁也伴随梁启超一同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