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北上的旅途中，因舟车劳顿而导致身心所郁积的种种病痛一起爆发，故而行至湖北省垣武昌的时候，他不得不在湖北巡抚衙门暂住下来，治病调养。他这次病得很重，所以竟一耽数日，与此同时，湖南新政形势愈加恶化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令他忧而更忧、病而更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中旬（1898年6月底），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彭祖年等人联名上书岳麓书院山长兼时务学堂绅董王先谦，以维护"名教纲常"、"忠孝节义"为借口，大肆攻击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此时已离开湖南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要求王先谦出面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呼吁，从严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超等人，另聘品学兼优者为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分教习。王先谦拿到这封特别符合他的心思的上书之后，赶快联络时务学堂的其他两名绅董张祖同与黄自元、还有劣绅叶德辉、刘凤苞、孔宪教等人，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98年7月10日），联名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了一封《湘绅公呈》（并附宾凤阳等人的上书），拼命诋毁说，梁启超等人"倡为平等、民权之说"乃大逆谋反、惑乱人心之举，他们"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又攻击说，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等人"为之乘风扬波，肆共簧鼓"，使湖南"学子胸无主宰，不知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因此，请将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对此，陈宝箴采取了"调和"政策，他免去了熊希龄所担任的时务学堂总理一职，向其允诺说，另派其一个不久之后护送学生出洋留学的差事；他委派黄遵宪接替熊希龄担任时务学堂总理一职，因为黄遵宪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维新人物，可以赢得其他维新人物的拥护，而且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仲春、王先谦联络时务学堂的一些绅董上公呈的时候，为了达到迫使熊希龄辞职的目的，就曾经故意提出另派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他当时并未批准他们的这个提议，此时，他委派黄遵宪的举动，正好可以堵住他们的嘴！不过，陈宝箴还是饬令黄遵宪对时务学堂加以整顿，他也接受了在时务学堂担任中文分教习的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人的辞职要求（他们都是由梁启超聘请到时务学堂任职的）。王先谦率人将时务学堂大折腾了一顿之后，又将毁灭《湘报》的恶劣手段大耍特耍，他给陈宝箴写信，痛说《湘报》之害，要求停办《湘报》。他的信触动了陈宝箴的忧惧，陈宝箴觉得熊希龄作为《湘报》的报馆主持，已经利用《湘报》在社会上惹出了许多麻烦，连他这个湖南巡抚也已经无法控制《湘报》的活动了。于是，陈宝箴勒令熊希龄交出《湘报》，以便另派他人主持。熊希龄拒不交出，陈宝箴气得要命，就采取釜底抽薪之法，宣布将每月给《湘报》的公款津贴二百两银子停发。在此经济制裁之下，熊希龄难以将《湘报》的经营支持下去，因此，当《湘报》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1898年7月19日）出至第一百一十五号时，不得不停刊……
就在沉忧和重病的同时折磨之下，谭嗣同接到了光绪皇帝的那道再次催促他赶快赴京的电旨。他觉得这道电旨让他看到了维新前途上的一点宝贵光亮。他的许多朋友，例如：大刀王五等江湖豪杰、苏望涛等青年学生，一向都觉得光绪皇帝就是个一心想当个"真皇帝"的"窝囊废"。可是，他却觉得，光绪皇帝还是有维新变法之决心的。此时的他宁愿抓住这一点宝贵光亮，哪怕这一点宝贵光亮只不过是一抹古墓磷火！--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三日（1898年7月31日）的夜色已经渐渐融进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1898年8月1日）的晨曦之中，湖北巡抚衙门后宅的这间书斋内，静谧温和的灯光仍旧守候着谭嗣同给他的妻子李闰新写的这纸家信……
谭嗣同将这纸家信又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就将其郑重地装进函中，严严地封好。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8月2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几道继续推行新政的上谕：命翰詹科道轮班召对；部院司员条列时事，堂官代陈；士民得上书言事；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命令军机大臣王文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张荫桓专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