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之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1894年8月初），丁汝昌谨遵李鸿章的严命，执行李鸿章的"保船"之策，堵塞了威海卫的两个海口，并且密布了二百四十颗水雷、由大量防材组成的水雷拦坝、木栏、铁链；在威海卫南、北两岸的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增设了临时炮台多座，连同刘公岛、日岛的炮台在内，威海卫的各类炮台共有二十五座、共配置大小火炮一百六十余门。然而，所有这些炮台的炮位都是固定不能旋转一周的，而且炮口对向海面，可以防御抗击从海上正面来攻的敌人，却不能向来自后路的敌人进行轰击。这些炮台的弱点与中法战争期间福州马尾军港的那些炮口只能向外的炮台的弱点何其相似！马尾之战，法军由马尾军港之内向四面而攻，那时，那些炮口只能向外的炮台对于法军的攻击简直毫无回击能力！在威海卫的南帮炮台，驻有巩军六营共三千人，由总兵刘超佩统领，刘超佩是李鸿章的妻侄女婿、是一个以迫害部下士兵为乐的虐待狂、绰号"刘胡子"。在威海卫的北帮炮台，驻有绥军六营共三千人，由道员戴宗骞统领，戴宗骞是安徽寿州人，是李鸿章的安徽同乡，在同治初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成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之一，他为人贪婪无比、诡诈多端，他带兵以来所锻炼出的最大本事就是私吞"压饷"。--兵勇初入军营，按照当时的营中陋规，须被扣军饷三月，称为"压饷"。这些"压饷"就被存在统领粮台，充作军米购价底银，当兵勇卸职离营的时候，这些"压饷"才会被当成遣散费补发给兵勇。当时军营中的普遍恶弊是，将领军官暗暗鼓励兵勇逃亡，那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按照军规，将"压饷"扣下，不发给那些已经逃离了军营的兵勇。为了将那些逃亡兵勇所留出的"缺额"续补上，就可以再招募大量新兵勇，而将领军官们又能将以那些新兵勇的名义关来的大量"压饷"贪为己有。--甲午战争开始后，从去年九月（1894年深秋）起，巩军和绥军的兵勇们就为了找刘超佩和戴宗骞讨回属于自己的"压饷"银两而大哗数次；在目前这战争局势愈加危急的时刻，刘超佩在巩军兵勇的强烈威胁之下，不得不屈服了一些，将他所贪的"压饷"的一部分、也就是"压饷"二月的银两发给了巩军兵勇们，而戴宗骞则竭尽机谋与绥军兵勇们的强烈威胁拼命周旋着，死活就是不将他贪下的"压饷"拿出一点来发给兵勇们……另外，在刘公岛驻有北洋护军四营共二千人，由记名简放总兵张文宣统领。--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同乡，也是安徽合肥人，他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的武进士，是一位从"科举正途"走上从军之路的高级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