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也就是咸丰十年八月十六日（1860年9月30日），饥饿的血肉肠胃和快坍散了的帝王架子都已经渐渐恢复了的咸丰皇帝带领随从的一大群人不紧不慢地来到了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在这座康熙皇帝在十七世纪末开始兴建、其后历代皇帝不断扩建增饰的广阔的行宫中驻跸休养。咸丰皇帝在行宫的臣僚、将士和奴仆的侍奉下，一边在秋气森冷的热河"避暑"，一边遥控着北京城中留守的诸王大臣与"夷人"的"议和"局势、督视着各省剿长毛、杀捻子的战事。
北京城中，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甚至是乾隆皇帝都想象不出的一群宗室觉罗、旗人大员在谋划着与英、法"夷人"的"议和"事宜。这些"夷人"在清兵刚入山海关后的那几朝皇帝们的时代，是通通被不客气地称为"化外蛮夷"的。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秋天，在一场场惨败的战事之后，在那一群被迫与英、法"夷人"去"议和"的宗室觉罗、旗人大员们的嘴中，"夷人"这个称呼居然仍旧能让他们稍稍感觉到一些"招抚"和"议和"的幻影--只要还能感觉到那么一点幻影，他们就有本事骗自己不去想他们是在向一群凶暴而无赖、明明是强盗却偏偏要自称是"债主"的外国人无能地哀叫着各种可怜的乞求。他们幻想这种乞求式的"招抚"和"议和"能够让那些强盗停止对中国这个古老的"天朝上国"的野蛮侵略。
恭亲王奕訢挑了些还能壮着胆子稍稍充一充门面，可以起到卫队的作用的旗下将官和士卒整编成了几个营，随他驻守在北京城圈外的长辛店，说是为留守期间，便于进退。奕訢倒是安了心想"议和"，可是英、法"夷人"却并不理会他的姿态，将他们已经完全掌握在洋枪洋炮的火力范围之内的战局继续玩弄下去，而此时僧格林沁、瑞麟、胜保等人虽然已经将散兵败将又收罗起来一些，但是他们似乎都在盼着奕訢用"议和"的办法将那些"夷兵"对付走，无心再与"夷兵"进行正面的战斗。奕訢急得没招，只好给咸丰皇帝写了一道奏折，请咸丰皇帝下个诏书命令外省带兵的督抚大臣派些军队进京"勤王"、助战。奏折写完了之后，奕訢派了一名信使追着咸丰皇帝去塞外热河"巡幸"、"秋狩"的路线，将这封不知道是否会有用的奏折送到咸丰皇帝的手中。
咸丰皇帝的批复还没送回来，八月二十二日（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在北京城的德胜门、安定门外，与僧格林沁、瑞麟带领的残余部队进行了一场在他们而言非常轻易的战斗，让以僧格林沁、瑞麟为首的清军毫无悬念地又大败了一场。也就是在那一天，将清军所面临的溃烂的战局摧毁得更加惨不忍睹的英、法联军大规模地闯进了圆明三园，用人类的想象所能达到的极限的野蛮和残暴、无耻和贪婪对这一片人类世界有史以来最美丽、最广阔、却仿佛没有任何遮拦的皇家园林进行了抢掠和洗劫。他们认识的金银财宝，能装走的都装走了；他们不懂得、但是知道一定很值钱的古董、字画、文物、书籍，能搬走的也都搬走了；他们觉得搬不走的雕塑、家具，他们就尽情地破坏，享受人类的兽性爆发时那种仿佛无底的黑洞一般不可能满足的、强烈的破坏狂欲望；每一间富丽堂皇的宫殿，无论是中国风格的建筑还是西洋风格的建筑，无论是皇帝的办公室"勤政殿"还是妃嫔的寝居"桐荫深处"，都逃脱不了被肆意占用、污染的厄运。英、法联军的成员们奢侈地享受着这千百间的楼堂殿阁，将这些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更加恶毒地处置的宫殿屋宇、庭院阶墀改成了司令部、马厩、厕所之类，在这片悲惨的园林中，到处都是他们制造的垃圾和酒气屁臭，到处都是骡马畜生和他们自己排泄的粪尿。但是他们热爱这悲惨的混乱，觉得这是他们的胜利的产物，比任何精致而有秩序的、博物馆似的帝王宫殿都更值得他们欣赏和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