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4日，沙皇俄国万里雪飘，一名蓄长辫、着长袍马褂的清瘦男子驱赶着马车在冰冷的圣彼得堡大街疾驰。
赶车的男子是大清帝国驻俄公使随身翻译、日后《二十一条》签署者、民国修道士总理陆征祥，坐在马车里的是大清帝国驻俄公使杨儒。马车太快，咯噔一下将头发花白、面容消瘦的杨儒给颠了起来，一阵刺骨的寒风卷起了马车帘子，坐定的杨儒裹了裹朝服，低头看了看胸前的锦鸡补，心中一阵酸楚无以言状。从紫禁城到圣彼得堡，杨儒一直都穿着这身朝服，走在人们全西装革履的圣彼得堡大街上，总招来无数异样的眼光。那些洋鬼子们哪里会明白，这身朝服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十年寒窗苦读，一头白发无悔，杨儒是大清帝国的使臣，这是国家尊严的象征。杨儒摘下了头上的朝冠，慢慢地抚摸着朝冠上冰冷的小宝石，周围镂花珊瑚宛如一双双愤怒的眼睛盯着他，杨儒心里一颤，自己头顶苍天、身系国之尊严，东三省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大清帝国的皇帝与太后流亡西北，沙俄皇帝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罗维奇那王八蛋自任侵华军总司令，指挥十七万俄军盘踞东三省。三天前，遥远的流亡首都西安电传了一纸任命，驻俄公使杨儒全权负责与沙俄交涉收回东三省。快到沙俄外交部了，杨儒将朝冠戴好，下马车的时候，陆征祥搀扶着年逾古稀的杨儒。杨儒再次正了正衣冠，站在道路两旁的沙俄陆军顿时正色盯着这位大辫子大清帝国外交官，杨儒目不斜视快步走进了谈判会场。
尼古拉二世铁了心要趁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占领北京，大清帝国皇帝与掌握帝国实权的慈禧太后西逃的时候，他已成功将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东三省收入自己的囊中。全面入侵东三省，在那个屈辱的11月9日，沙俄太平洋海军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中将胁迫盛京将军增棋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盛京将军名义上仍是盛京最高长官，但沙俄在盛京设立总管一人，盛京原有大清帝国军队全部解散，武器和军事设施全部收缴或拆毁，沙俄有权随时动用武力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11月9日这天东三省罕见地大雪纷飞，山河哭泣，爱新觉罗龙兴之地东三省的实际控制权就这样轻易地被增棋给出卖，落入到沙俄尼古拉二世的手中。老祖宗努尔哈赤的陵寝都落入到沙俄老毛子手上，帝国震惊，刚刚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惊魂未定，听闻东三省落入尼古拉二世之手，顿时晕厥，立即下旨将增棋交吏部严处，所签条约无效，电令驻俄公使杨儒全权负责交涉东三省收回事宜。尼古拉二世万万没有想到慈禧太后远在西安，居然遥控驻俄公使杨儒来谈判收回东三省主权问题，杨儒两年前已经是大清帝国驻沙俄公使，尼古拉二世一直没有将这个拖着长辫子穿着怪异长袍的大清帝国的公使放在眼里。尼古拉二世已经通过外交部收集的情况对这个孤身一人来谈判的杨儒进行了全面了解，这家伙官居二品，工部右侍郎，相当于沙俄的建设部副部长，从1892年开始就出任美国、西班牙、秘鲁、奥地利、荷兰公使，是大清帝国为数不多的精通欧美政务的大清高级官员。这个杨儒老家在铁岭，这一次沙俄将铁岭给占了，简直就同挖了杨儒的祖坟一般。
尼古拉二世不想给杨儒任何机会，派出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轮番轰炸，谈判会场气氛压抑得让杨儒心脏都快碎了一般。让尼古拉二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大清帝国老爷子大使一副不怕死的样子，谈判拉锯战持续到3月22日，已经进行了二十一次谈判仍毫无结果后，沙俄外交部部长拉姆斯道夫强盗的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厚颜无耻地威胁杨儒，如果不签约就决裂开战，可让拉姆斯道夫傻眼的是，内心愤怒的杨儒不但没有被他的淫威吓倒，还转身拂袖而去。一出沙俄外交部大楼，心里窝火的杨儒催促陆征祥快马加鞭，天寒地冻的圣彼得堡大街依然冰雪覆盖，杨儒竟坠落冰冷的大街上，左臂和右腿骨折。这天晚上，杨儒躺在床上不断地呻吟，陆征祥送走了外科医生，将一份报纸递给杨儒，杨儒躺在床上兴奋地看着报纸，流亡的大清帝国终于浮现出一丝曙光，遥远的西安在帝国的上空绽放出绚烂的云彩，戊戌变法之后，尘封三百年的大清帝国终于开始新政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西安发布了新政“变法上谕”，字字深情，感天动地：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夜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将此通谕知之。
流亡的孤独与恐惧让帝国的掌权者慈禧太后的脑子清醒了，终于看到了帝国衰败的本质，对一个集权制国家而言，当政治派系的潜流彻底浮出水面，势同水火的时候那一定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派系的倾轧，尤其是掌权者的国家意志的分化就会导致国家整体失去方向，在迷茫之中堕落。现在慈禧太后终于向天下人信誓旦旦地宣称要与光绪皇帝母子同心，天下一心，一心一意搞改革，全心全意求发展。兴奋的杨儒忘记了骨折的伤痛，让陆征祥研墨备纸。在陆征祥的搀扶下，杨儒挑灯夜战，结合多年出使北美中美、西欧中欧、俄国的实际工作经验，以驻外公使、建设部副部长的身份，给流亡西安的帝国皇帝写奏疏：“彼有商学而我不讲，彼有商会而我不兴，彼且有公司以集资，国家为保护，故中国商货出口不敌进口，互市以来，彼愈富而我愈贫。”一直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杨儒这几年一直在琢磨欧美列强的富国强兵之精髓，德国、英国、日本都是皇权至上，德国在俾斯麦、日本在伊藤博文、英国在迪斯累利首相的带领下步入豪强行列，他们的皇权之下都有一个先进的内阁决策机构，他们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为国家的财富谋划。大清帝国沿袭千年的王朝的户部只是皇帝的私人钱袋子，却没有一个管理商业整体发展的机构，更没有规划发展商业的法律，帝国的财富已经上千年稀里糊涂地混装在皇帝的钱袋子里面，实在太落后了。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工商业的崛起，工商业资本化必须有专业的财富管理部门，专门的法律约束。
杨儒在折子的结尾大胆地写上了一段振聋发聩的呼吁之词：“订商务之律，设商务之局，遍询商家之疾苦不便而善谋补救，博访商家之盈虚利弊而为主持。”杨儒的大胆呼吁实在颠覆大清帝国三百年来国策，顺治皇帝入关一统天下，继承战国以来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雍正皇帝专门上谕天下“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乾隆皇帝也下诏天下“欲使天下之民，皆尽力南亩”，商业在大清帝国一直和妓院这样的第三产业被读书人以及帝国官员所歧视。现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母子一心，那就是要改变商人的妓女待遇，杨儒决定冒险向皇帝建议，制定商法只是发展商业的游戏规则而已，国家要想科学地管理财富，那就要将商业从皇帝的钱袋子里面剥离出来，组建大清帝国工商总局，进行专业化的财富管理。
3月23日，杨老爷子的洋洋万言书奏疏通过工作人员快马加鞭送往西安。3月25日，拉姆斯道夫向躺在床上的杨儒下了最后通牒，杨老爷子让陆征祥用马车把自己拖到沙俄外交部，拉姆斯道夫对骨折的杨儒没有任何一丝同情怜悯，只给躺在软轮椅上的杨儒九个小时的考虑时间。拉着火急攻心的杨儒，马车在风如利刃、冰如玄铁的圣彼得堡大街上快速地奔跑，猛然间，杨老爷子被摔出了马车，整个人顿时失去了知觉，陆征祥伸出手到杨老爷子的鼻孔前，呼吸微弱。陆征祥将杨儒拉回大使馆，请来医生，医生摇了摇头，非常遗憾地告诉陆征祥，杨儒中风了，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了。陆征祥回想起3月22日晚上，杨老爷子挑灯夜战写奏疏的情节，顿时泪飞如雨。杨儒慢悠悠地伸手抓住陆征祥的手，杨老爷子的眼里充满着无奈与期待，陆征祥一直跟着杨儒见证了三个月的艰辛谈判，老爷子的每一个眼神他都非常的明白，东三省的合约不能答应尼古拉二世，大清帝国要想富强，必须成立商部，颁布商法，进行专业财富管理，这是老爷子两个最大的心愿。3月26日，陆征祥揉了揉一夜未睡而红肿的双眼，突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将一纸西安发来的电报送到床前，电报只有五个字：“不遽行画押！”陆征祥异常激动地接过电报：“大人，我们得到了国际声援，您看，朝廷旨意，不用签约了，您的心愿完成了，可以到德国做手术，他们那里有最好的骨科大夫和心血管大夫。”杨儒一夜焦灼的脸上终于浮出笑容，转瞬笑容消失了，陆征祥明白，杨老爷子对商部的设立还是放心不下。
三个月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向慈禧太后汇报第三次会奏变法事宜时，极力表扬了杨儒的赤胆忠心，慈禧太后听闻杨儒身在处处危机的异国却仍心在社稷，摔折了胳膊和腿，还熬夜奋笔万言书，心里大受刺激。刘坤一与张之洞尤其对杨儒提出的颁布商法成立商部的主张深表赞同，进一步给慈禧太后分析商法与商部的重要性。两人尖锐地指出，一个国家的振兴必须有一个整体的工商业发展规划，由国家进行统一的宏观调控，失去了国家统一管理的工商业无法资本规模化。资源无法集中优化分配发展，削弱了资源的优势竞争力，不断的投入只能一步步演变成沉没成本，造成国家资本投入不能回收，极大地浪费了财力物力，所以无论是招商局还是招商局旗下的企业，由于缺乏朝廷的统一规划，资源不能充分利用，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所以就出现投资一两年企业就关门，甚至逐渐丧失企业的控制权，也就进一步丧失资源的控制权，这就对帝国的主权造成了无形的伤害。他们进一步指出，缺少商律是大清帝国工商业未能振兴，利权为外人所夺的重要原因。“互市以来，大宗生意全系洋商，华商不过坐贾零贩。推原其故，盖由中外懋迁，机器制造，均非一、二人之财力所能。所有洋行，皆势力雄厚，集千百家而为公司者；欧美商律，最为详明，其国家又多方护持，是以商务日兴。中国素轻商贾，不讲商律，於是市井之徒，苟图私利，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为畏途，遂不能与洋人争衡。况凡遇商务讼案，华欠洋商，则领事任意需索，洋欠华商，则领事每多偏袒，於是华商或附洋行股份，略分余利，或雇无赖流氓为护符，假冒洋行。若再不急加维持，势必至华商尽为洋商之役而后已。必中国定有商律，则华商有恃无恐，贩运之大公司可成，制造之大工厂可设，假冒之洋行可杜……十年以后，华商即可自立，骎骎乎并可与洋商相角矣。”刘坤一与张之洞一通啰唆，意在反复跟慈禧太后强调统一规划，法制化经济改革，才能够更加科学地发展帝国的工商业。远在德国治疗中风的杨儒听闻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名上奏设立商部，老爷子是异常激动，趴在病床上艰难地给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谋划策。经过两个通宵的奋战，又一份洋洋洒洒的万言变法奏折从遥远的德意志寄向大清紫禁城，杨儒在万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固封圉，求贤才，裕财用，整内治，重使务，集众长”的“六策”。其宗旨是“舍富强难图立国，舍变法莫致富强”，要通过变法改革弊政，补救时艰。
杨儒的万里奏疏让刚刚回銮紫禁城的慈禧太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擦干了老泪的慈禧太后很快就觉得有点不对劲，镇压太平军之后，汉人的势力越来越大，直隶、两江、湖广、两广、云贵、陕甘几乎整个大清帝国的督抚宝座都落在汉人的手里，这些掌握帝国实权的督府们利用手上的权力一个劲儿地兴办洋务。招商局兴办之后，随着商务大臣和路矿总局设立，商务、路务、矿务实权却纷纷落入汉人督抚手中，按照杨儒的提议，颁布了商法，成立了商部，什么商务路务一切大权就要上收商部，地方督抚怎么可能放权呢？商部届时总揽一切商务大权，汉人总理商部事务还是满洲八旗贵胄呢？慈禧太后摇了摇头，这是一个大伤脑筋的事情，现在帝国实在是太贫弱了，读书人说是我老太婆大权独揽误国误民，实在是冤枉，洋鬼子说我干涉朝政，他们哪里知道我慈禧心里那个苦呀？戊戌年，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帝师翁同龢、张之洞他们搞变法，光绪皇帝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慈禧太后一看光绪皇帝还有点志向，决定放手让光绪皇帝去干，自己带着太监李莲英到颐和园颐养天年，可缺乏政治谋略的光绪皇帝却是赤膊上阵要大干一场。纵观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的表现，光绪皇帝自己都有点没有底气，遇到大事拿不了主意，在政务方面，慈禧太后一生没有一句表扬光绪皇帝的话，只是说光绪皇帝孝顺，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一天可以三次从紫禁城跑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让慈禧太后拿主意，实在放心不下的慈禧太后让李鸿章荣禄在总理衙门面试一下承担帝国变法重任的激进分子康有为，慈禧太后太关心这个年轻人会怎么将新法推行下去。“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成。”急功近利、毫无政治韬略的康有为，这一句话顿时让帝国的上空阴云密布。杀谁？慈禧太后容忍了康有为的年轻鲁莽，事情发展到最后，康有为居然幼稚地将一直支持光绪皇帝变法图强的老太婆慈禧太后当成了绊脚石，当革命革到了最高掌权者头上，康有为的变法就注定要失败。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抹红了帝国的天空，犹如血盆大口在吞噬帝国奄奄一息的生命，最后的希望在恐惧中快速地坠落。1901年的西安新政是帝国最后的挣扎，慈禧太后不想悲剧重演，必须权衡一个万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