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我起来上洗手间，经过爸妈的房间时听见了争执的声音。“为什么必须这样？你觉得这对他好吗？我请你多为他考虑考虑吧……”我第一次听见我妈甚至带点儿乞求的声音，走近却只听见她妥协了，“……好吧，但是你得答应我，必须等到高考完了才可以告诉他。”
我没多想，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指的是相机。
不久之后我们就拍好了毕业照。所谓毕业照其实不是毕业照，因为不是毕业之后才拍的，而是特意绕开高考这个特殊的日子，提前拍了。
那个升国旗的女生站在我后面一排，拍照的时候我感觉到她轻轻地拽住了我校服后面的下摆，就只是轻轻地拽住了，我没有回头，她也什么都没说。就在相机快门咔嚓一按的那个瞬间，我走神了。我后来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一直没记住她的名字？可能就是在拍照的时候记忆被一起摄进了底片。于是我只能称呼她为“那个升国旗的女生”，实际上在潜意识里把她看成了戴梦归的影子，也不知道是我不愿意记住她的名字，还是不愿意忘记戴梦归。你知道，两个太相似的人同时存在于记忆里，就会如同相机重曝一样，新鲜的那一位总会覆盖从前那一位的大部分踪影。所以我不自觉并且自私地在新鲜的记忆里留出一片空白，以便日后还能透过当时留下的缝隙揪出更久远的回忆。
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她拽着我校服后面的下摆就像坐在一部刹车坏掉的自行车上那样惊恐不安又无法逆转地冲向未来。是的，在通向未来的路上，你永远没有刹车。
我能对刹车坏掉的自行车处之泰然，自然也就不太在意这通向未来的路上有没有刹车的问题。我反而觉得，这样没有刹车的前进能让人更勇敢一些。其实通向未来的路上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刹车，也不是没有方向盘，方向盘是有的，但路却只有一条，无论怎么走，你都走不出去。
高考刚结束的那天，我们在教室里把教科书和练习本上的纸撕下来折飞机，然后从窗户一只一只地放飞。在楼下，我和豆芽捡到了一只模样特别不一样的纸飞机，我们都在研究它是怎么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