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习惯本来是无害的，于情感、于生活、于理想来说，它甚至是人们需要的。可是，当它逾越了需要的这个“度”后，便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由习惯变成了娇惯。比如，聪明反被聪明误，娇生惯养成溺爱，等等，都是习惯的祸害。
勿让溺爱成恶习
生活中，父母疼爱儿女是必然的天性，无可厚非，只是不宜过分，达到溺爱的程度，就不好了。中国的古籍《礼记·大学》上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父母都看不见自己孩子的短处，只有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才不知道。之所以说溺爱不好，不是指其本身而言，而是说它造成的恶果。
受害人可以涉及三方面，甚至影响后代，还要对社会构成危害。所谓三方面，是指害了孩子，父母本身，以及孩子的配偶。溺爱孩子的父母有的对孩子竟成为是非不分，赏罚不明，有求必应，言听计从的家长。只要是孩子做的事，没有不对的，包括孩子做了坏事。例如生气时破坏公物，打破玻璃，父母不但不予责备，反而认为孩子有个性，还买东西奖励他。他要什么条件都答应，他想要做什么，总是顺从他的意思去做。孩子就是一家之主，一切依从孩子的旨意行事，譬如孩子要看电影，父母无论怎样忙碌，怎样疲劳，都要陪孩子去看。
孩子生气时可以把父母骂得狗血喷头，父母不但不责骂，反而甘之如饴。等到来日恶习业已养成，父母想要加以矫正，但已经迟了。孩子如果受了一点挫折，竟要对父母怀恨起来，甚至说要杀死父母。父母把孩子当做上帝，当做宝贝，家庭中以他为至高无上，对他小心翼翼，惟命是听，自然要养成孩子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任性乖僻，粗鲁莽撞的坏习惯，把礼貌和气完全抛弃，把强夺甚至杀人也视为当然，不知世间有法律的存在。这样自然要影响他的习惯的形成。小时被父母溺爱的孩子，如果结了婚，配偶必然会受到虐待，成为第三个受害人。
父母对儿女疼爱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溺爱呢？他们的溺爱，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呢？据专家研究，不外乎有下列几种原因。
一、父母由于自我中心的意识太强，发展成为一种自私的观念
例如孩子偷了别人的东西回家，父母并不责罚，内心认为自己的孩子都是好的，绝对没有偷盗的恶习，只是随手带回来的罢了。由于这种自私心理，对孩子犯的此过失，不再深究。久而久之，孩子养成了这种恶习。这是继承了父母的错误观念而来的，以后他的人格发展就会发生偏差。俗话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贼性就从小养成，根源于父母小时的溺爱，要什么就拿什么，不管是谁的。
二、过度的依存心理
对孩子过度依存不舍，便不免要对这种过分承诺，因而剥夺了孩子在人格形成中所需要接触的社会环境。有一个青年犯罪入狱，他的老祖母每天总是来探监。原来这青年自幼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祖母对他溺爱得无以复加，把生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那青年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人格发展自然发生偏差，结果犯罪判刑坐牢，祖母随时探监，正表现出她的依存心理，生活上少不了那青年人。
三、过度的补偿心理
许多母亲把孩子的某些缺点归咎于自己。例如因疏忽孩子跌伤或被车撞伤，或因延误就医，让孩子留下耳聋、小儿麻痹等终生遗憾的后遗症等等。还有根本两不相干的，竟有把小孩子出生时被铗子夹伤，归咎于自己的难产；把小孩子的体弱多病，归咎于自己的愚笨。这类的心理作用，使作母亲的产生一种罪恶感。为了对孩子补偿，不但加倍给予疼爱，而且对孩子的过失都不忍心加以纠正，不知不觉中孩子就被宠坏了。
还有母亲因某种理由不能亲自抚育孩子，只好交给别人去抚育，等以后带回家来，无法建立和孩子的感情。孩子得不到正常的母爱，性格变得乖僻。父母过度的补偿心理，因而造成对孩子的溺爱。
总之，父母为要避免溺爱，惟有牢记圣经上说的：“没有管教，就不是爱。”
爱孩子不能累孩子
孩子，是父母相爱的结晶，是父母延续生命的产物。因为“孩子是我的”，作父母的便像燃烧不尽的太阳一样，把全部的光和热倾注在孩子身上，也把理想和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以他们幼小纯真的心灵接受了父母的这份爱，使他（她）们感受到了父母的辛勤和伟大。
16岁的英英说：我知道爸妈很爱我，尤其是妈妈，举一个例子，平时我最爱吃鸡腿，妈妈便总做给我吃。可我发现，每次妈妈只吃我剩下的鸡皮。我问妈妈为什么，她说，她就爱吃鸡皮。暑假，我在一家餐馆打工，我用自己第一次挣的钱给妈妈买了一大兜鸡皮，妈妈见到后，迷惑地问：这是干什么？我兴冲冲地对她说：“您不是爱吃鸡皮吗？这是我孝敬您的。”妈妈看了看我，一句话也没说，然后趴在桌上哭了。现在我可能还不能理解妈妈当时的感情，但我懂得，妈妈为我付出的是她自己的一切。
17岁的浩浩说：我在小学，到底上过多少课外活动班，已经数不清了，我一说学烦了，爸妈就给我换一个，除了手风琴，我一门也没学出名堂来。记忆最深的，倒是爸爸妈妈为我受了很多罪，搞得家不像家，人不像人，他们每天接我送我时就像接力赛跑，看到他们疲劳的样子，我就想：当父母太累了，我要是长大了，一定不要孩子，不受这种罪。
其实，就是因为“孩子是我的”，父母才觉得自己必须尽到教育和培养的责任，他们铭记着祖宗的遗训：“养不教，父之过。”他们明白宠爱不是唯一的教子之路，像一棵小树成材一样，光给施肥浇水倾注营养是不够的，还得需要拿剪刀经常修剪那旁逸斜出的枝丫，即在物质供养的同时，还要保障他们的精神的需要。但有的父母却说是：“我不缺你吃，不缺你穿，你得老老实实地听我的话。”
他们想，这就是他们对孩子的教养，这就是爱。可是他们爱着爱着，便“爱”过了头——像看贼、审贼一样地管束着孩子。终于有一天，爱与被爱像一对仇敌一样对立起来了。
17岁的王洁说：我妈妈总是说她有多爱我，比如因为要抚养我她不能安心工作等等。她总是说自己如何为我牺牲一切，却不知我也为他们牺牲了很多。我已上了中学，有了自己的想法，但在父母面前却要装出乖样子，不敢暴露任何“不妥”的思想，连看国际新闻也不敢“挺狂”地说三道四，不然爸妈就会轮番“作报告”或者训斥，“小孩子懂什么！”每到这时，我都不再吭气。我没有一个真正理解我的朋友，心爱的日记早已不属于我个人。为了对付爸妈，我准备了两个日记本，一本专写豪言壮语，是给他们看的，另一本才是我的心声。
18岁的小红说：今天，妈妈打了我，好狠啊！我就坐着不动，张着大嘴哇哇哭，泪如雨下。妈妈太不讲理，不允许说她有错，否则就是不孝。父母太可怜，他们爱孩子，却不懂得怎么爱。有时他们打我，我真想死可又缺乏勇气，现在我才明白，自杀并不是脆弱，死也得要勇气，像我这样，想死不敢死的人才是可悲的！
14岁的小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父母对孩子的管束我可以理解，但他们太过分了！我越来越讨厌他们。比如，我喜欢听歌，也喜欢某个明星，父母就使劲在我面前糟改他们，什么“奶油味”之类，企图把他们从我心里轰出去；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发现我有两盘新加坡男歌星的磁带，发现我在同学录上“最想去的国家”一栏填的是新加坡，竟骂我是“贱骨头”，我又生气又委屈，一个人跑到公园里哭了一场。一想到这些，我就难过极了。
看到孩子们如此地桀骜不驯，这回终于轮到父母们惊呼了：了不得了！我没有这样的孩子，他不是我的孩子！
最近一项由《中国妇女报》组织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策划并执行的公众调查显示，全国家庭中有近6000万对父母坦言：自己是失败的家长。
一位母亲在来信中沮丧地说：“在教育孩子上，我是个失败者。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就不要孩子了。”
一部分父母感到与孩子有隔膜。主要表述为：我和孩子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我不知用什么方法和自己的孩子交流；我不了解，也搞不懂现在孩子感兴趣的事情；我对孩子的期望与孩子自己的追求不一致。家长们在信中更详细地叙述了教育方法方面的困惑。内蒙古一读者写道：“再用20世纪70年代的道德去教育他们恐怕是不行了。但怎么叫他们认识社会，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我感到力不从心，无从下手。”
在孩子与父母之间，爱和被爱产生的效果并非全是积极的，有时爱也会导致隔膜，发生误解。这种误解往往会使双方的感情因为爱而沉重起来。记得一位历史学家说过，保障给人的心理压力，常常大于人在恶劣环境中所承受的压力。爱，有时成了一种枷锁。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关于“小皇帝”的警钟打破了父母对孩子过分的物质保障，那么今天是否还要进一步打破精神的习惯保障？如果说90年代，人们从观念上已经认可了孩子作为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那么，为何轮到行动的时候却又不自觉地回到旧有的习惯中呢？
有位学生问得好：“爸爸老说他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好像我们就是享受者，难道我们就不是建设者吗？”
记得一位诗人对一位怀抱孩子的妇女说：
你们的孩子不是你们的，
他们是由生活召唤而来的，生活的儿女。
他们虽然经过你们而出世，但不是你们的。
你们可以给他们爱，却不能给他们思想。
你们可以照顾他们的身体，
却不能照顾他们的灵魂。
他们的灵魂住在明天的房子里，
你们可以尽量同他们一样，
但不要让他们同你一样。
因为生活不能倒退，
也不能同昨天停留在一起。
救救孩子，也请做父母的先自救！
根除习惯的痼疾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身上，有着许多好的习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坏习惯。在我们处事交际过程中，应该保留这些好的习惯，而戒除那些坏习惯。
在我们的性格中有许多惰性的东西。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消极的思想就不少，从老子的清净无为到佛教的四大皆空，从道教的返璞归真到民间中的梦幻风俗，中国人从感情上到思想上，从想象中到行动上有着太多的雷区。习惯成为了一种时髦的东西，一种处世原则，一种思想哲学。“难得糊涂”是一种习惯，“明哲保身”也是一种习惯，“各人自扫门前雪”是一种习惯，“无为而治”是一种习惯，习惯是一种浸入骨髓的中国人的性格，更是一种情商痼疾。
因为害怕失败，我们没有对成功投入更多的情感；因为害怕破灭，我们没有对幻想寄托更大的热情。总之，正是这种从众的习惯心理，使得安于现状，安于习惯的心理传承，同时习惯心理一旦有了“群众基础”，往往就把消极的思想和习惯同道德与文化及所谓的经验积淀熔铸在一起，成为社会的超稳定力量。
《孟子》这部书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晋国的大臣赵简子有一次让他手下一位很有名气的驾驭能手王良给他自己最宠信的家童驾车去打猎。王良完全按照过去的规矩去赶车，结果整整一天这位家童连一只禽兽也没打到。于是这位家童回来就向赵简子报告说：“谁说王良是最优秀的驭手呢？照今天的情况看，他实在是一个顶蹩脚的车夫。”后来有人把这话偷偷地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去找这位家童，说是希望再为他驾一次车。这位家童开始不肯，经王良再三请求，最后才勉强答应。谁想结果这一次与上次大不相同，仅仅一个早晨就打到了好多猎物，家童很高兴，赶紧跑去又向赵简子汇报，说是：“这回我明白了，王良确实是天下最好的车把式。”
后来赵简子又让王良替这个家童赶车，王良却拒绝了，他对赵简子说：“我替他按规矩驾驭车辆，这个人却射不到猎物，我不按规矩办，他却能打到禽兽，这说明他是个破坏规矩的小人，我不习惯给这样的人赶车，请允许我辞去这个差事。”其实王良是一个好驭手。他既能按规矩赶车，也能不按规矩赶车，可他已经长时间习惯了老的赶车方式，心里只想墨守成规，一辈子按老框框办事，所以对破坏习惯的人心里充满了反感，自己不创新却到头反说别人破坏规矩。我们知道驭手的主要职责就是给猎手创造条件，让他打到猎物，如果只能按规矩办，而不管猎手收获如何，那还叫什么本事呢？况且地形与道路千变万化，车子必须随机应变，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去驾驭，又怎么能光凭习惯赶车呢？一个赶车的都这么守护自己的习惯，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向前发展呢？
然而，这个故事所说明的情况又确实带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普遍意义。现在许多下岗工人不愿去民营单位工作，说是不习惯，不愿意，宁愿回家吃救济，这些人不都是和王良一样，不但自己不懂变通，也不想变通，到头来还埋怨别人标新立异，不守规矩。
因袭旧习惯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习惯势力对中国社会会产生怎样的消极影响。一项理论，一个道理，一种看法，一旦长期宣传，就会使人们从小耳濡目染，深入心底，结果就会形成习惯。而且，一旦形成习惯之后，就是很难更改、很难变通，以后就会时时刻刻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对问题的分析，以及对是非的明辨，而这样人就会变得更麻木，而作为管理者就会变得更容易。但另一方面，习惯的观念可能会使社会停止前进，甚至倒退。
例如：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流行了两千多年，显然早已深入人心，形成习惯，所以，即使到了解放四十多年，时间行进到21世纪初的今天，惧内也就是“气（妻）管炎（严）”仍被一般男子汉看成是不太体面的缺点，惟其如此，“妻管严”这句话才成了流传甚广的笑谈。其实，表面看来是笑谈，实际上却反映了人们至少还是认为男人怕女人终归不够体面，否则为什么没人拿“夫管严”来互相取笑呢？既然男女平等，就不应该把哪一方“怕”哪一方作为弱点来嘲笑，况且这个“怕”还非寻常意义上的怕呢！因此，“妻管严”这一句玩笑话，表面看来是抬举了妇女，贬抑了男子，而骨子里却是表现了一种从根本上看不起妇女，未能把男女放在平等地位来对待的不良习惯。
人类的习惯固然有文明的、科学的、健康的一面，例如对尊长的敬重，对晚辈的慈爱，对朋友的恪守信用，对工作的尽职尽责。但是，如果滥用和曲解了这种良好的习惯，也会适得其反。
不仅如此，习惯有时候能够达到黑白颠倒的程度。例如：明朝有位文学家刘元卿写过一本书叫《贤奕编》，其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是南岐这个地方，处在陕西、四川两省交界的大山中，那里的水质很差，所以居民都有大脖子病，久而久之，他们倒以为这是正常现象了。偶尔有个外地人到了那里，脖子上没有大包，当地人反倒觉得奇怪，都围拢来嘲笑说：“你瞧这个人多难看哟，脖子那么细，完全不像咱们！”如果外地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脖子是生了病，长了瘿，要赶快治疗。”他们就会生气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样，你别胡说八道！”这可真是有些认死理到黑白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