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所以我看了《十三步》之后，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当时我觉得你的复杂性在于，你其实有创新性前卫性的一面，但你的现实情怀还是很厉害的，批判精神很厉害。
莫言：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很多评论家对我的评论中都忽略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我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一以贯之的。
孙郁：我看了很感动，有的地方都落泪了。
莫言：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一以贯之，对腐败群体的批判也是一以贯之的。早期的作品里面，有对极“左”路线的批判，后来从《天堂蒜薹之歌》开始，有了对当代腐败政治的强烈抨击，甚至有时候尖锐到“危险”的程度。想大概也不是批评家没有发现我作品里面的这种东西，而是过分尖锐使他们不敢刻意强化这方面的批评。
孙郁：他们强调了你的另一点，而把这个忽略了，你批判现实很强烈。
莫言：他们更多关注我在小说语言上、形式上、艺术上的离经叛道。对我小说当中对现实的关注，对政治的批判关注得少。
孙郁：《酒国》就很有意识，发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
莫言：在我目前所有的创作里面，下刀最狠的是《酒国》。因为它所触及的问题是极其尖锐的，而且是在那么一个时期。1989年春夏之交这一场学生的运动，最早的起因是对社会腐败现象极其强烈的不满。之后，对于反腐败的话题实际上有两年渐渐消沉，被一种强烈地要求“安定压倒一切”所遮蔽，在这种情况下，《酒国》对腐败政治的批评，不仅是对腐败官员的批评，也是对弥漫在我们社会当中极其腐败的东西的批评，譬如大吃大喝，穷奢极欲，道德沦丧。
孙郁：看完后我对林建法说，这是当代中国吃人的寓言。
莫言：这种腐败波及到每个层次，不仅仅是官员的腐败，当权者的腐败，包括下面的每个小人物，他也在用他的方式来进行他力所能及的腐败。
孙郁：你对现实的批判，超越了当下一般的简单道德化，变成了一种寓言。
莫言：这要感谢鲁迅先生开创了“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主题的发现，它没有使我把反腐败小说变成一种正义和非正义的文本，没有变成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和对腐败群体的道德义愤，没有停留在这个方面。
孙郁：是超越。我觉得比那种主旋律的作品高超多了。
莫言：“超越”还不太准确，应该是“深入”了一些，他们是附在一个膜上，我是戳到膜下面去了。之所以能戳到膜下面去，我想更大力量是一种同情。这种同情不仅仅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更多的是对所谓的强势群体的同情，就像鲁迅在《药》里面刽子手康大叔讲到夏瑜时说，这小子竟然说打他的狱卒阿义可怜，他觉得很奇怪，我是手握屠刀的，是吧，我是可以杀你的，我怎么会可怜呢？这小子竟然说我可怜，这一句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看了林昭日记，林昭的谈话，林昭对那帮虐待她的罪犯，女牢里面受公安人员指使虐待她的人，她不恨他们，她可怜他们。孙郁：林昭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莫言：对虐待她的狱卒们，她说，我真同情你们啊，我真可怜你们啊，我想，这样的同情，这样的怜悯，就不是那种对弱势群体廉价的怜悯，哎呀，我看到你小孩没学上啊，我看到你衣食没有保障啊！我想这种对弱势的怜悯，当然也很宝贵，也很高贵，假如我们能够深入到对强势群体的一种可怜上，像鲁迅讲的，夏瑜这个革命者的眼光就太高了，你真可怜，你彪形大汉，你膀大腰圆，你手握屠刀，你声若洪钟，拳头比我脑袋都大，但是你没有灵魂，我可怜你们。我想林昭也是这样，我是一个弱女子，被你们关了十几年，我已经是伤痕累累，百病缠身，但面对你们这种虐待，你们这种酷刑，我不恨你们了，我可怜你们，我同情你们，这个我觉得就上升到一种宗教的高度，不是一般意义上廉价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酒国》稍微让我满意的一点就是包含着对这种所谓强势群体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