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就像鲁迅在《采薇》里写的一样，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
莫言：由此想到我们的批评家和有关部门倡导的现在比较热门的关注弱势群体的话题，要用小说为弱势群体说话，这个提法我觉得本意、出发点都非常好，而且我多年来也一直在这样做。我本人认为，我从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给予了弱势群体巨大的关怀，写的时候是热泪盈眶、热血沸腾。但我们这种写作究竟能够跟弱势群体有多大的关系呢？有时也有人问我，你写了这么多小说，想没想过究竟谁是你的读者呢？我写农民，但农民读我的小说吗？这个我是有发言权的，别的我不说，就说我那个村庄，按说这个村庄出了个作家，而且据说很多小说里面都以村里的人作为模特儿来写的，但我的村里面没有人读过我的书啊，我的父亲从来都不读我的书，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根本不会想到读一下同一个村里出来的作家莫言的小说。闲了看看电视多好啊，白天他要劳动，要谋生，要糊口，到了晚上回来累得筋疲力尽，能看看电视就不错了，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谁来读我的小说？所谓为弱势群体的写作，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到底能不能用小说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我们把写作当做一种改变社会、改变某些群体生存状态的工具来使用，这种想法出发点非常可贵，但实际上是一种很虚伪的写作方式，由此我又想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问题小说，因为某个社会问题我来写一篇小说。不可否认，这也是启发作家创作灵感的一种方式，古已有之，很多人，像司汤达的《红与黑》是因为一个案件，果戈理写《死魂灵》是普希金给他的一个故事。但它们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虽然是从问题出发，但最后却突破、超越了问题，没有停留在对问题的揭露、批判和阐述上。它是从这个问题进入了人生，进入了人的灵魂，最终还是在写人。只有写了人，才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们仅仅关注某一个问题，仅仅停留在描述弱势群体的悲惨的生存现状上，没有对产生弱势群体的社会体制进行批评，没有对弱势群体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和揭示，那是不大可能写出好东西的。我们应该给弱势群体以巨大的同情，但也不应忽视对他们的某些方面进行批判。弱势群体也是人，并不因为他弱势，就变成了精神方面的完美无缺的花朵。这跟过去的作品把贫下中农描写得完美无缺，把地主富农丑化得一无是处，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的道德完美者。他灵魂深处的阴暗面，甚至一点都不比强势群体少，一点都不比那些一掷万金的暴富者头脑里的阴暗面少。而且他也未必就满足于弱势群体的现状，他向往着的大概也正是强势群体的生活，向往而不得，于是就转化为仇恨，但这种仇恨经常披着正义和公理的外衣。
蒲松龄在小说里面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但内心深处，他对科举制度痛恨吗？没有啊，他非常向往，他其实是牢骚满腹，他到了晚年，人家看他这么大年纪都不忍心了，最后给他一个贡生，算是“恩贡”吧，比秀才高一点点。他留下一张珍贵的画像，穿戴着贡生的服装，是专门请人画的。说明他到了晚年，内心深处对功名的迷恋还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迷恋，怀才不遇，转化成创作，当时的社会又不允许他畅所欲言，只好托词鬼狐，成就了警世文章。我想，我们现在的弱势群体对财富的向往，对城市的向往，对现代物质的向往也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他们内心深处那种阴暗面依然存在，我们不能因为为了给弱势群体说话，就把弱势群体的弱点给忘记了。鲁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描述他们的悲惨处境，也不忘记揭示他们的劣根性。阿Q算不算底层人物？算不算弱势群体？但他对王胡友爱吗？他不也欺负小尼姑吗？他内心向往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吗？但你能说《阿Q正传》不是关注底层的小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