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翻译家太了不起了，语言太好了，把巴别尔的俄语用非常好的汉语，把它对应地翻译过来，巴别尔对人的了解很深刻。真正的作家，太了解人了，才可以写好，不了解人根本就写不好的。我记得有一个短篇是写鹅的故事，讲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入骑兵军，这是支跟土匪差不多的部队，后来戴上了红军帽子而已，跟这么一帮人混到一块儿，要摆出小资产阶级的臭脾气来，他们会把你当外人，所以他就违心地，咬牙切齿地，把女房东一只鹅的脖子给拧断了，然后被女房东咒骂。骑兵战士就说：哥们，你是我们自己人，你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这么残酷地把鹅给拧死。“我们自己人”，这种说法一下子就让他融入到这个群体里去。他在拧死鹅的过程当中那种心理的痛苦，那种心灵的煎熬，激起我们心中许多的联想，它唤醒了我们人性当中普遍性的东西。我们会想在自己的生涯中有没有这样的遭遇，有没有过类似的事件，肯定有的，我马上就想到了“文革”初期的时候，我们批斗一个女老师，这个老师跟我们家很好的，我大哥当时是大学生，回家度暑假，跟老师的女儿是朋友。我觉得人的好坏不完全是后来学的，是遗传的。有的人年龄跟我差不多，我们受的教育、生活的社会环境是差不多的，但他们打起人来，折磨起人来，有一种天分，下手之狠，想象力之丰富，真是匪夷所思。我看到他们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些侮辱性的方法折磨这个老师，心中很痛苦。但作为一个中农家庭出身的孩子，你也加入了红小兵，所有人都上来打，很多人是不得已为了表现，最后剩下我打不打？大家都看着我，红小兵的头目也看着我，我也捡起了一块土坷垃，从背后投到了这个老师的背上。这个女教师一下子就回过头来，用那样一种眼神来看我，看得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为了获得在群体里面生存的权利，你必须这样干。后来这个老师和校长对我成见很深，若干年后，我在路上遇到校长，向他问好，给他敬礼，那时我还当兵，但他把头一歪就过去了。我感到心中痛苦万分，当然我也不希望他能原谅我。所以，巴别尔的小说，一下子让我联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时期的这个事件，从这个事件一扩展，我又想到了“文革”前，反右和历次运动当中，多数人的粗暴行为，实际上就是为了保留住自己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地位，或者说不被甩到这个群体之外去，他不得不这样违心地做坏事。我想，巴金《随想录》的精髓就在这个地方。
孙郁：他讲到对胡风投小石头，批判胡风的时候，他也发言了。
莫言：所以我觉得这带有普遍性，每个人都能从这部小说里发现自己。
孙郁：我发现你好像不写纯粹的知识分子。
莫言：《十三步》就是写教师的，也算是小知识分子，到了比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就没写过了，比如说大学教授之类。
孙郁：但你对这个东西很敏感，对学术对理性也是很敏感的。
莫言：对知识分子我还是有些肤浅想法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在阶级社会里面，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你不是附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不可能“毛”离开“皮”游离存在，这就把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一下子就给讲出来了。这个论断虽霸气，但确实是一种现实。在中国社会里面，知识分子能够独立存在吗？我觉得真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西方有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但这种“自由”，并不是说他脱离了阶层或者阶级，他跟政治和体制保持了一种独立的姿态，知识分子可以跟体制保持一种对抗姿态。但在中国社会里面，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体制保持对抗姿态是很难生存的，大学教授能独立于体制之外吗？当然有很多写作者没有单位，但没有单位难道就能完全与体制剥离关系吗？文章要在国家的报纸刊物发表，在国家的出版社出版，要拿国家的版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