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我开始以为是一种传奇，但越读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你的叙事技巧和结构都很独特。
莫言：这部作品里有戏仿，有敬仿，比如对《药》的敬仿。小说里那对夫妻平静地像出卖小猪崽儿一样出卖了自己的孩子。很多国外评论者，喜欢把中国妖魔化，他们宣传这是一部描写吃人的小说。其实我的本意并不是去说中国有食人现象，而是一种象征，用这个极端的意象，来揭露人性中的丑恶和社会的残酷。我每次出去都要纠正这种有意的误解。《酒国》是小说，不是纪实。是虚构的小说。作品中对肉孩和婴儿筵席的描写是继承了先贤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继承得好还是坏那是另外的事情，但主观上是在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孙郁：《酒国》是震撼心灵的，是你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尤其对百姓生活的描写很逼真，有像鲁迅的一面，残酷、惨烈。
莫言：拷问灵魂是鲁迅最先提出来的吗？
孙郁：在中国应该是。你对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有什么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你有影响吗？
莫言：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评价真是精辟之极，看起来是说托氏，是不是也是在说他自己呢？还有：“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地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鲁迅真可谓是托氏的知己。“伟大的犯人”的说法真是惊心动魄啊。我读《罪与罚》，读了三分之二，《卡拉玛佐夫兄弟》多少次想读完总是读不完。因为我觉得鲁迅已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内核提炼出来了。
孙郁：鲁迅写的是看客，《檀香刑》写的是刽子手，这是对鲁迅思想的一个发展。
莫言：不敢轻言发展，否则会乱箭穿心！但毫无疑问《檀香刑》在构思过程中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发。鲁迅对看客心理的剖析，是一个伟大发现，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本性。人本有善恶之心，是非观念，但在看杀人的时候，善与恶已经没有意义了。譬如清朝时去菜市口看一个被杀的人，当杀人犯在囚车上沿街示众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他犯下了什么罪恶，哪怕这个人犯的是弥天大罪，杀害了很多人，是一个令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坏蛋，但因为他上了囚车，脖子上插着亡命牌，这时候所有的看客都不会关注这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纯粹是在看一场演出。这个死刑犯，能在被杀前表现得有种，像个汉子，慷慨激昂，最好唱一段京戏，最好能像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喊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就会让看客们得到极大的满足，获得精神愉悦。
孙郁：鲁迅说阿Q是无师自通地喊了这么一句，“无师自通”这个词用得真好。
莫言：那说明阿Q也深受看客文化的影响，或者说他也曾经当过看客。死刑犯表现得好，看客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便将罪犯过去的罪恶一笔抹杀，并使之成为被赞美的对象。今天这个犯人真有种，视死如归啊，这个人作为一个罪犯在被追捕的过程当中，所有人都认为一定要对其千刀万剐，但一旦他成了被看的对象后，他的罪恶被消解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但我们难道有理由谴责成千上万个父老乡亲吗？实际上，我们也是看客。
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警戒老百姓，汽车会拉着罪犯在全县的村庄游行示众，有的是死刑犯，有的是一般的罪犯，偷盗犯、强奸犯，当然还有杀人犯。罪犯一旦被押赴刑场，罪恶就消解了，就开始进入戏剧表演过程。在那个时代我们也当过看客。为了让老百姓受教育，公审一个人，就开万人大会，大家倾巢而出前去观看。不知东北有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