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有了，但一直找不到切入点。胶济铁路修建过程中，高密地段出现了孙文抗德事件，当时袁世凯任山东巡抚，镇压了。其实民众想得很简单，铁路会占自己的地，毁坏墓地，破坏风水，这应该是给赔偿的。我查了资料，当时德国人给的赔偿金额是蛮高的，但最终到农民手里面的，可能连十分之二三都不到，大部分赔偿银两被官员从中克扣了，层层剥夺，雁过拔毛。二鬼子狗仗人势，在集市上强买强卖，调戏妇女，这成为大规模反抗的导火索。我爷爷奶奶对这段历史都有记忆。德国军队用那种克虏伯大炮，用骡子拉着。那些土圩子，哪里顶得住大炮轰？有一个沙窝村，几乎被德国军队灭绝。胶济铁路修成，这对当地自然经济是个巨大的冲击。台湾有个作家，叫朱西宁，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铁浆》。他的老家是潍坊地区的临朐县，铁路没有修通前，交通运输很不方便，卖官盐是一个特别肥的缺，为了抢夺官盐的专卖权，几个大家族进行生死争夺，其中一个人把一只手指剁下来，送到竞争者家中，表示自己志在必得。另一个人为表现一种更大的决心，就把一只手剁下来送过来。为了争夺对官盐的专卖权，他们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残，最后两家就在广场上进行角斗。最暴烈的一场，是在铁匠炉边熔化了一炉铁浆，其中一人喝下去一瓢铁浆，把自己烧成了焦炭，为自己的儿子挣来了官盐的专卖权。但刚刚把这个权力拿到手，第二年胶济铁路通车，运输方便了，盐变得非常便宜，他们的争夺就变得毫无意义。2002年，我在台湾看到了朱西宁的《铁浆》，很崇拜，这部2万字的短篇完全可以扩展成一个长篇。我对他的女儿朱天文和朱天心说，如果我在写《檀香刑》之前读过他的《铁浆》，我想我可以写得更加丰富。西方科技文明来到古老的中国大地，对几千年来的乡村自然经济带来极大破坏。我写猫腔，是写民间文化。我最早的思维就是火车与猫腔这两种意象，这是一种民间文化意义上的对抗。猫腔是观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象征着古老民族的生命力，铁路代表了西方文明，是有形的，是钢铁，代表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强势的入侵。猫腔是一种声音，男女演员都是血肉之躯，它是软的，调子特别悲悲切切，属老娘们戏，专门演给老太太们看的，唱腔非常的凄凉，很多农村的妇女，一听猫腔，眼泪汪汪，都带着两块手绢，没手绢看一场戏要哭湿两个袄袖子，这样一种软的、悲凉的东西，跟来自西方的火车这种强硬的东西之间的对抗，可以构成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东西方文明的文化对抗。
小说构思阶段，我还联想到两个非常不平凡的女性，张志新和林昭。她们被押赴刑场时，张志新被切断喉管，林昭被橡皮球充塞口腔，当张开口大声喊的时候，橡皮球就自动膨胀，越想喊越膨胀，最后把口腔撑到不能再大。可见那时的政府，在对待死刑犯的处置上，比封建王朝还凶残，这些可都是借助了革命的名义堂皇地进行的啊。我觉得对这两个女人的辱杀，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她们犯了什么罪？她们不过是独立地思想了。我想到鲁迅揭示的看客心理，要往这方面发展，使这部小说具有现实意义。猫腔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就是要重点表现封建王朝维系了几千年的残酷大戏，最高导演实际上是皇帝，或者说是封建制度。
后来我也做了一些别的方面的资料搜集，发现这种看客文化、看客心理，不仅仅在中国独有，西方社会也大量存在。从古罗马时期到希腊的时候，西方有很多酷刑令我们感到毛骨悚然，尤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刽子手发明了断头台。我看过狄更斯的《双城记》，其中有一大段老百姓在广场观看杀人的描写，官场周围楼房阳台，最便于观看杀人的地方，都被重金出租，而且全都被贵族家的太太小姐们租去。看的过程当中，她们会晕倒，会发出尖叫，但等下一次杀人的时候，她们依然会来看，而且还是要花重金租阳台来看。这说明看客不仅仅属于中国，西方也有。《檀香刑》在法国出版后，我去法国，接受记者采访，他谈到中国人的麻木，我说你们法国人难道不麻木吗？我谈到断头台和看断头的人，我说这是人性当中的阴暗面，鲁迅揭示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心理，而是全人类的心理。当被杀的人跟自己的家庭亲人无关的时候，人们就会把它当做戏来看。鲁迅先生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看客心理，揭示了人类灵魂的阴暗面，为我们开拓了非常宽广的创作领域。这就是“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我们一般的作者，能拷问出洁白底下的罪恶就很好了，但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更进一步地拷问出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这就是一般作家与伟大作家的区别。
孙郁：当时你这个小说在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时候，初评是满票，后来有人投票反对，大概是觉得揭露了中国的阴暗面，其实读一下历史就知道，张献忠、李自成的杀人，那也是很厉害的，中国人的历史有时是吃人的历史，但当时有一部分人在观念上还是接受不了。
莫言：每个人文学观不一样，这很正常。我看到西方有人批评《檀香刑》是国家主义的，是为义和团张目的，但我们的批评家却认为我是在丑化义和团，丑化中国人。我曾经开玩笑地对中国作协的人说过，你们天天呼唤主旋律，其实我的《檀香刑》才是真正的“主旋律”啊！
孙郁：但是大部分读者还是喜欢的，应该说刽子手写得好。
莫言：我想，再写看客，写罪犯，鲁迅先生在前边伫立着。那我就想，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似乎没有特别多地描写刽子手。《药》里有一个刽子手康大叔，给华家送来人血馒头那个，那么牛气，活灵活现，但似乎没有把这个人物充分展开。我想，如果在一部小说里，把刽子手当做第一主人公来写，会非常有意义。通过鲁迅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看客的心理，也可以知道罪犯的心理，但是我们不知道刽子手到底是什么心理。而刽子手在一场杀人大戏里，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啊，是铁三角的一个角啊。刽子手这么一个特殊的行当，这样的人，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是备受歧视的，我在小说里面描写的，当然也是虚构的了，在菜市口附近，刽子手居住地附近有一家肉铺，这个肉铺很快就倒闭了，没人敢去买肉了，因为刽子手老带他的徒弟们到那里练活去，所以人们就会产生一种很不愉快的，很可怕的联想，不敢再去那个肉铺买肉了。他们是真正的“千夫所指”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他们活下去呢？刚开始，他们也是普通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入了这个行当，肯定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心理调适过程。刚开始“干活”时，手肯定是要哆嗦的。毕竟是杀人，不是杀鸡。那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常人难以想象。在很多情况下，罪犯还没有瘫倒，刽子手反而瘫倒了。罪犯没，刽子手自己先尿了一裤子。这种现象是有的，在历史上也都存在过，没有种的人是不能干这一个行当的。那么，我想在这个行当里杀人如麻者，坦然自如者，“德高望重”者，必定有精神方面的支柱，他会有他一套独特的思维逻辑。写到了这个时候我只能是推己度人，按照我们的生活经验和常识，站在刽子手的立场上，想象一下，我如果是个刽子手，我会怎么样想？我会怎么样来想，才能使我毫不手软，心安理得地去完成任务？那么，我只能想成不是我在杀人，我是在一部戏剧当中扮演一个角色，这是一个安慰。另外，我是这个国家机器的一个零件，是不由自主地跟着运转。当然他不一定会想到国家机器，但会想我是替皇上干事，真正杀人的是皇上，是国法，我不杀，别人也会来杀，但如果让别人来干，会让罪犯受到更多的痛苦，我干得更漂亮，会表现出残酷的优美。你们可以咒骂我，但我是在为你们表演，你们这些看客，实际上比我这个刽子手还要虚伪、凶残。这跟屠户与肉食者的关系是一样的。一个满口肉渣的人，有什么资格谴责屠户呢（事实上满口肉渣的谴责者成群结队）？他只能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然后获得一种精神方面的自我解脱，但真正的刽子手是否会这样想，我们现在也无从确认了。现在，关于死刑的讨论很多，欧洲国家提到死刑问题，谴责的声音非常强烈。中国近20年来关于死刑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向与世界同步的方向发展，第一要减少死刑的数量，第二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也转向文明执行。枪毙比过去是一种进步。实际上腰斩和凌迟都是光绪二十五年才废止的，这只是上边下的命令，在下边县一级这种刑罚一直存在到民国初年。现在开始有电刑、注射，注射的时候为了减轻刑警的心理压力，给一个罪犯注射，会准备五个针管，其中只有一管是致命的毒药，其他都是蒸馏水，每人都打了一针，究竟是谁那一针致命的，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怀着侥幸心理，心想我那一管可能是蒸馏水。这就是减轻刑警精神压力的做法，也说明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非常残酷的问题，但又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现实，一个存在。所以我想，如果作为一场戏剧，过去在封建王朝时代把这种杀人当戏剧来看，那么作为戏剧，有了看客，有了罪犯，还缺一个演员，只有有了杀人者以后，杀人者、被杀者、看客才构成一场完整的戏剧，当然上面有导演者，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就把刽子手作为《檀香刑》的第一主人公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