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在《檀香刑》中可以找到与鲁迅作品相似的主题，当然你的创作是自己的一个艺术世界，有和鲁迅不一样的地方。当代的小说一旦切入到了中国社会的母体、本质的时候，会发现有一种鲁迅的主题在延续。我看了《檀香刑》之后，对民俗的东西印象深刻，猫腔写得实在高妙，几个人的对话、开头很有气势。好像以前没有这么写过吧，第一人称，那样的一种语言，非常非常有意思。
莫言：这个小说，我自己对它的评价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或者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在我的个人创作里面应该是有一定特殊性的文本。
孙郁：你进入了中国人智慧表达的方式。
莫言：正是因为戏剧的小说化和小说的戏剧化，小说中很多人物实际上是脸谱化的，比如，被杀的孙丙，如果在舞台上应该是一个黑头，用裘派唱腔。钱丁肯定是个老生了。女主角眉娘是个花旦，由荀派的演员来演的花旦。刽子手赵甲应该是鲁迅讲过的二花脸，不是小丑，但鼻子上面要抹一块白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儿子赵小甲肯定是个小丑，他就是个三花脸，所以这些人物实际上是按照戏曲脸谱走的。正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戏剧化，导致了人物的脸谱化，所以很多情节按照常理是经不起推敲的，按照我们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要准确地表现人物的心理，很多细节包括很多情绪的转换，是缺乏心理转换的铺垫过程的，突然由一个大悲可能一转脸就变成了大喜，可能有很多没有说服力的细节来决定一个人物的行为和动机。按照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方式，如果按照托尔斯泰的小说写法，按照左拉那种小说的写法，《檀香刑》肯定有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包括这个小说的语言，如果按照我们标准的现代白话文的语法来要求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但这些东西，在戏剧中是允许的，不能算毛病。
孙郁：我看后，觉得它的情调、内蕴都很美，小说内有一种声音感，意境非常好，其实我们并没有想哪个人怎么样，只是感觉情境很棒。
莫言：我在写的时候，耳边确实缭绕着猫腔的旋律，大部分的语言都是能够演唱的。成功不成功确实没有想过的。我想我是在搞一种实验，既然是实验，那就允许它失败，当然更允许、欢迎人家批评。允许、欢迎批评并不一定我要接受批评，你说服了我，我才能够心悦诚服啊。
孙郁：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文本，我想到黑衣人对个人的怀疑。鲁迅的一个特点，就是他首先认为自己不行，有一种失败感，鲁迅最讨厌作家和学者装孙子，做导师去指导别人，鲁迅说连自己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怎么能给你们当老师呢？所以鲁迅一直在摸索，但我看你的《生死疲劳》里面，其实写了人的一种挫败感，那种叙述语态很有意思，特别是你对莫言自身的嘲笑，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家他都会拿自己开玩笑的，对自己有限性的审视，包括王小波也是这样，他首先把自己解构掉了，把自己看得很低，然后再去解构别人。这是很有特点的。
接下来的话题是，你提出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个口号反响特别大。我现在想到一个问题，其实作为普通老百姓来写作，这种观点是没问题的，只不过中国的百姓呢，按照鲁迅的观点是有惰性的，创作其实是有反惰性的，是超越了民众，尽管他也是民众的一员，但是有一种智性的创造，是一种独舞，一种高蹈在上面的存在，心里面有一种脱离大众的语境。尽管你的猫腔，还有《生死疲劳》用了民间话语，用了民俗的东西，但其实你像尼采一样，飞扬在里面，像河流一样在流淌，是你自己的，是一种天马行空的东西，在个人的创造性里面，你还是超越了这个东西。
莫言：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换句话说，是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职业的问题，严格地来讲，“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个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因为目前，你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肯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老百姓了，跟我家乡的父老，还有城市胡同里的老百姓，还是不一样的。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是基于对我们几十年来对作家地位的过高估计，和某些作家的自我膨胀，这个我觉得也是从苏联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