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经济自由主义是对的，经济学家还能做什么？
2011年年初的时候《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我，问我今后10年中国会是什么情况。我对预测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我认为这有一点儿小小的风险。人类社会和经济系统很复杂，人类的理性不能完全把握，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预测，但我还是做出了一个预测。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让我避免错误，就是作假定或限定。我假定如果具备什么条件，我们才能说10年以后将会怎么样；假定不具备这些条件，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作了三个假定：第一个假定就是“没有大的动荡”；第二个是中国未来10年经济将稳定在每年8%~9%的增长速度；第三个是美元相对人民币贬值30%。在这样三个假定前提下，我说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与美国相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万美元。
这三个假定中，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没有大的动荡”。大家可能现在想象不到中国可能会有大的动荡。我想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历史来看，古今中外，往往在经济繁盛过后，国家的盛世过后，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比如在中国有文景之治，后来就出了个“七国之乱”。还有在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后面有“安史之乱”。美国也是这样，它建国以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以后出现了南北战争。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样一种大动荡的可能性不存在。不是的，它是有可能的。
关键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是土地问题。我们今天经常看到报道，说有一些农民或者土地所有者不堪强拆，以自焚抗议。在新闻还不完全自由的环境下，肯定还有很多没有报道的、我们没有看到的事件。据于建嵘2005年的估计，大概是2003年、2004年的数字，中国因为政府征地的失地农民有
6 000多万，到现在我相信已经超过1亿以上。而且他估计，其中60%的境况恶化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的严重性远远被我们的传媒和社会低估了，因为我们的传媒并不能完全真实地报道这些事件。它造成的问题是破坏了我们的产权制度，让大家没有信心。突然有一天你会看到推土机到你家门口，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推倒这座房子。另外一点，就是制造仇恨。我相信这些被剥夺土地、被剥夺房子的人会充满仇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垄断国企的不断扩张。这种扩张具有正反馈性质。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这些企业握有公权力，同时以营利性企业的面目出现在市场，他们由此获得了上万亿不该得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进一步地重复这样一种操作，就是利用公权力获得更大权力，在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巨额利润。这样一种结果，实际上就像癌症一样在不断扩展。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不清醒，不能及时阻止的话，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但颠覆了公有产权的性质，同时也否定了政府权力的公共性质，把我们全体国民所拥有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少数人实际支配和享有的财富。大家知道，我们的国有企业从1994年到现在名义利润一直是在增长的，但利润如何分配和使用，我们却不能直接去监督，在国资委的网上也没有公开的财务报表，让我们全体国民去监督。所以国有企业对我们来讲是不存在的。同时，如果我们的公权力是为了这些国有企业不断扩张而存在的话，它就不是公权力，变成少数人的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在此，我主要想讲从经济学角度怎么去看这样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也发现了一些“理论”，这些理论有的人也冠以“经济学”的名称，用来解释这样的一种现象。这种理论说，“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是中国模式独特优势的重要体现”。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中国优于美国的地方”，这也是冠以“经济学”，作为一篇论文发表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言论，但都是没有理论的名言，就像“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话都说得那么理直气壮。即使不讨论这些事情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也要看看这些理论和观点。归根到底这些观念有一个论点，即中国模式的优点是政府干预得更多。
当然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些常识，这些常识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常识。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学的真谛，是经济学的传统，所以这个道理不是很复杂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包括两点：一点是市场秩序，就是所有经济个体之间自由自愿交易的规则。交易自由自愿，没有强买强卖，这就是市场秩序。另外一点就是产权界定到个体。其实这两点支撑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基本的制度框架。正是这种制度框架，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这种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奇迹。
有人说中国的政府干预程度要比美国高，这是中国优于美国的地方。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速度比美国更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政府干预更多。这是非常荒诞的。我们要从制度变动的角度去看经济增长。最明显的事实是，我国在1978年的时候，政府干预是百分之百的，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是国营企业，政府控制了经济的各个方面。到了今天，比如说这一比重降到了20%。那么这30年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政府干预逐渐在减小，这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如果静态地看，美国政府干预比重是10%，中国是20%，就认为中国奇迹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更多，这是无视30年改革的事实。
再进一步说，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一种观念，一种哲学态度，这对于学经济学的学生来讲非常重要。我经常说：“如果你把教科书中的数学公式全背下来，你顶多只学会了经济学的一半；但是如果你知道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精神，即使你没有背一个数学公式，你也基本上懂了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最关键的内容。
那么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态度是什么呢？在一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小政府、大市场、个人经济自由，政府不要干预市场。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第一层次的表述。从整个历史来看，从演进的角度来看，经济自由主义最核心的思想是自然秩序。这是一种哲学态度。这种哲学态度是什么呢？就是相信自然秩序的结果是好的。那么这种态度怎么应用呢？这种态度应用的地方非常之多。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人类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我们人类的理性不能完全搞明白，我们经常会非常恍惚。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点，就是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就不做。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这就是自然秩序哲学的一种态度。不要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去直接介入经济，干预经济，就像我们在自然界中的态度一样。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我们并不知道地球怎样运转，但四季照样变换，动物和植物照样生长。
当然，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是对的，即每一个经济人、理性人可以做出正确选择，这些无数分散的选择最后能合成一个最佳的社会制度，那么结果是什么？就是经济学家没有用了。既然所有理性的经济人分散做出选择的结果是个好的结果，经济学家还有什么用呢？除了坚持一种哲学观念，经济学家还能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我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还要重复提这样的问题。答案是，经济学家还是有用的，他们至少还可以做下面的事情。
第一，还是有很多人怀疑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无论由于不尊重经济体系所展现的自然秩序，人类社会出现过多少灾难。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理性思考是更好的，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某些好像是善的举措是好的，结果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这样的事情成千上万，中国经历了相当长的计划经济的阶段，中国年青一代可能没有经历过，但是他们的父母辈都是经历过的。如果没有经济学家，如果没有文化精英记录下来，提炼出来，作为历史教训，不断地说、反复地说，我们这个社会还会不时地出现一些声音，认为市场经济不好，计划经济好。所以，正是因为有反对自由经济主义的人存在，不断地说政府干预更好，经济学家的存在才有价值。
我原来认为，这样的话不需要重复。我在山东大学给博士生提建议的时候，总说你不要说市场怎么有效率，因为这已经是被千万次地证明了的，而要去发现市场在什么地方失灵了。但是现在我想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群体，作为对社会负有责任的一个知识群体，他们需要不断地重复经济自由主义的道理。虽然这种重复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是没有新意的，但确实有社会意义。
第二，我们还是要承认有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全能够通行。应该说在绝大部分场合中，几乎在99%的场合中是通行的，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它不通行，不适用。也就是说，个人趋利避害所形成的决策，合成为一个社会结果，可能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要划清楚市场的战略边界，守住市场边界，然后对失灵的部分做出某些应对或处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探究市场边界。不能简单地说，比如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了，就说金融市场全都失灵了。我们要看清金融市场在哪个部分失灵了，而作为金融市场的整体还是好的，这才有信息量，才有意义，才有助于操作和有所借鉴。
第三，即使计划经济或政策干预导致了灾难，也仍有不少辩解。我们要不断地了解历史与事实，清除错误的观念，否则就不能真正接受教训。三年饥荒产生的原因就值得分析，是土地少了呢，还是破坏了市场制度。很多过去的误解，其实都要重新澄清。比如像科斯教授所说，过去的经济学家把灯塔当作公共物品的一个典型来讨论，事实上，灯塔可以是私人拥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灯塔可以排他性地收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经过灯塔的船最后都要到固定的港口去停靠，在你停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经过我的灯塔，这时候收费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安排。有些看来是所谓市场失灵的地方，其实并不失灵。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过去有个说法，说我们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工农业剪刀差是为了推进工业化。山东大学有一个博士做的论文，批驳了这种观点。
第四，我们还是要推进制度创新，提出制度创新的方案。比如由科斯定理所导出的污染权交易用来替代“庇古税”，实际上是把过去政府做的事情交给市场来做。再比如近些年来，在公用事业中出现的公私合作模式。还有一点就是探究非市场亦非政府的制度安排。既然可能会出现市场失灵，但不一定市场失灵的部分一定要由政府介入和干预，还有其他的非市场也非政府的一些制度安排，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家庭、宗教和文化传统等。
第五，我们还需要探究个人主义方法论不适用时的制度安排，其实这是一个比市场失灵更大的话题。它还包括了公共选择方面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不适用，即投票悖论的问题等。这个时候，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逻辑只有很小一部分失灵。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处理。我们不能说个人主义方法论不适用的地方，我们就无所作为，或者我们就不能应对。我们要创造出一些制度安排。其实很多制度安排都是针对个人主义方法论不适用的情况创造出来的，比如政府、宗教甚至家庭，还有一些文化、习俗、传统等都是如此。
最后，就是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其实也是在推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推进经济自由主义所适用的范围。我记得汪丁丁曾经说过，希腊文的“交易”，其含义就是要“分清敌我”。什么意思呢？交易有费用，影响交易费用的一种因素是文化观念。文化观念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交易费用增高，进而可能会导致交易无法实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首先是要想，不同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规则，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就是规则的冲突。我们要去辨析和思考，发现它们之间是不是可以兼容、融合和整合。而人类的历史，确实就是一个不同地域的小文化，经过不断地互动，实现了兼容、融合和整合的过程。文化不断地整合，所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自由交易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大，就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内，个体之间能够自由交易，从而更进一步地推进经济自由主义适用的范围。
2010年12月，为庆祝罗纳德·科斯教授的百年华诞，天则所联合十余家学术研究与出版机构共同举办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同时编辑了同名的纪念册。纪念册印刷出来以后，又配上专门制作的精美的漆盒，效果不同凡响。不仅科斯教授收到后很是高兴，科斯太太爱不释手，很有鉴赏格调的张五常教授也倍加称赞，除会议赠送之外，还自己掏钱买了10套。他对这套纪念品只有一个批评，即在纪念册的最后，应该放一张现在中国的照片，以表示科斯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用自己的经济奇迹对科斯教授的报答。科斯与中国果真联系得这么紧密吗？
科斯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曾说过：“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征包容进来。如同G·K·切斯特顿创作的布朗神父的传说—《看不见的人》中的邮递员那样，这些特征是如此的显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说的“经济体系的特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学诞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来，产权制度无形地、默默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如此的理所当然而又让人熟视无睹，以致成为“看不见的人”。
那么，重新强调一件古已有之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在于，这一自古以来人们从不怀疑的制度在近代以来受到了忽略、质疑甚至否定。这不仅源于马克思的批判、凯恩斯的削弱，也源于新古典主义的漠视。这些理论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过分夸张人类理性的作用。产权制度就像所有的社会传统一样，在人类“致命的自负”的时代中，是无法昂首挺胸、自证合理的。它必须经过理性的评判，才能证明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