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经济自由主义制度与政策并不像看起来那样不能支持富国强兵。我与蒋庆先生曾经在《以善致善》中探讨过这一问题。首先，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会因其较低的税率而使经济总量有较快增加，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会使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国防公共物品。也就是说，低税率政策所聚集的公共资源未必比高税率政策要低，但更可持续。宋代财政史告诉我们，王安石也是为了加强边备而增加了税收之外的聚财措施，其结果是，“除与新法直接有关的增收外，在赋入的其他方面均未见明显自然增长”（汪圣铎，1995，第66页）。如变法后的熙宁十年，田赋收入比变法前略有减少，（第52页）商税和榷酒收入数“情况都不甚好”（第67页）。这“自然与行新法后人民负担增加多不利发展生产有关”（第67页）。更重要的是，这种财经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民众的实际税率加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衰落，更不能筹集充足的资源以抗击外敌。这也许是北宋最终败亡的原因。
另一方面，轻徭薄赋还有着政治含义。如同孟子所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就是说，包括低税率在内的仁政可以使民众更加认同政治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愿意拿出自己的资源，包括财物和时间，支持政府提供国防公共物品。如此“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即能够对抗强大敌人。而如果这些敌人不行仁政，“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则不是行仁政国家的对手。“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于是，实行经济自由（仁者）与富国强兵（无敌）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甚至是有因果关系的。
更进一步，如果将仁政推广到天下，而不是靠武力掠夺和奴役其他国家与人民，就会形成比较和平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的纠纷就会较少，更不需要动用武力解决，就更少进行武力上的竞争，这也会在提高一个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同时，降低其国防开支。
当然，如前所述，儒家承认要保持必要的军备。其水平是能够保卫自己，而不是要征服别人，所以不需过分的军备。这就不需要耗费过多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轻徭薄赋所激发的生产热情又会使社会总产出增加，从而能够提供达到这一恰当军备水平的资源，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可以并行不悖。
然而，上面讲的只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对一个社会的外部威胁可能会突然增大，以致该社会还来不及积累用于军备的资源。这时就需要临时增加政府收入，或提高广义税率。如果政治统治集团缺乏远见，或存在一个强大的军事利益集团，就可能使这一临时措施成为长期的制度或政策。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形。当然也会有相反的扰动，使得一个社会在保持一定军事优势的同时，又保持较低的税率。例如近代以来的英国和美国，虽然我们不排除这两个国家在崛起时也部分地依靠掠夺因素，如英国对西班牙和法国商船的掠夺，和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以及美国早期的奴隶制和对印第安人的剥夺。
英国是一个欧洲大陆边缘的岛国。这使它不需要建立强大的陆军防备周边国家的入侵，只需要将资源集中在建立海军上面。而其竞争对手，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还是法国，都要同时建立两支军队，陆军和海军。这就使英国在获得海上优势的同时可以保持较低税率。而美国则立国于北美大陆，由海洋将其与列强分隔开来，使其得以在创立之初的相当长时间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将较少资源用于军事，从而可以长久地奉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使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
在中国传统中，尽管中原地区一直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压力，成功的王朝的税率还是比较低的。在一些历史的特定时期，不能同时实现经济自由和与强敌对抗，就采取和亲政策以降低侵扰的压力，同时实行轻徭薄赋，待到社会繁荣和国家强大以后再与外敌对抗。这就是汉初的例子。盐铁专卖只是对低税率政策的一种扰动。它对汉武帝进击匈奴的战略起到了临时性的辅助作用。在匈奴威胁解除以后，幸亏有关盐铁的辩论最终导致了对酒榷制度的终止和盐铁专卖在部分地区的终止，汉朝又恢复到较低税率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中，使得汉朝统治集团的政治生命得到了延长。
纵观历史，也许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比较自觉地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保持国家强大的社会。比较突出的是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它们都征收较低的税负，同时只有不多的兵。这些中国传统社会的军事力量与其“帝国”的身份很不匹配，甚至有人称之为“无兵的国家”（雷海宗，1940）。即使是在军事力量看似强大的唐朝，统治集团也主要借用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来保卫边境，甚至向外扩张。如唐诗中所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而唐朝的税率，包括租庸调在内，大约在14%左右。这与今天世界超强的美国的军费相当于190个国家的总和有着天壤之别。“无兵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荒于军备的批评，但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无兵”却能成就如此强大的国家，和中国前后相继的强大王朝？这其中应该有“仁者无敌”的因素。
五、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解释
中国近代的国防史，可以描述为，使用冷兵器的外部威胁突然变成了使用热兵器的外部威胁，因而中国社会要用更多的资源才能抵御持有热兵器的敌人。这就打破了中国原来税率的均衡。政府要比原来征更多的税才能建立起对抗使用热兵器敌人的军事力量。在已经割地赔款的情况下，政府提高税率的措施（如征厘金）更让民众不能接受，于是内乱不止，国家更加贫弱。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仅是因为清朝在内政上缺乏政治合法性，还因为这一政治结构无法应付在热兵器时代征收资源用于国防的任务。一家一姓的政治集团不可能提高税率而不遭到民众的反抗，而民主政治则有可能。后来的国共之争是以军事胜负定成败，包含了一个残酷的规则，即谁更能动员这个社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谁就是胜者，再由这个胜者面对世界列强。
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并没有采取直接征税的方法，而是采取了资源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方法聚集资源以用于国防目的。这一方法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军事工业和其基础—重工业，使中国具备了初步的军事力量，至少使列强在中国面前多少要约束一下自己。但这种富国强兵的方式占用了国民财富的过大比例，无法长期持续下去。只是由于计划经济在表面上是不征税的，而是通过人为的“计划价格”将资源从民众手中分离出去，使人们在短期内还有低税率的错觉。如果从1957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开始算，计划经济的实行也有20年的时间。这不仅使社会残破不堪，经济濒于崩溃，而且使民众无法享受自由选择的独立价值。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后30年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经济制度和政策走向经济自由主义。这部分地仰赖于前30年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使中国社会没有马上面对的威胁，又迫于民众要求物质利益的压力和社会繁荣的需要。较低的税率和经济自由很快产生了显著的效果，30多年的时间使中国大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力量也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而壮大起来，因而同时实现了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的目标。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全国性国有企业或称中央企业，并没有在市场化改革中完全消失。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退守到垄断领域和稀缺的战略性资源领域的中央企业一方面依据市场规则获得了大量收入，另一方面又挟持政府权力维持垄断、排斥竞争甚至直接侵夺竞争对手，从而获得更多的垄断甚至是强权的利益，损害了民营企业，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这种情形与《盐铁论》讨论的情形非常相似。中央国有企业之所以存在并且大规模扩张，就是“为了国家利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据说为了这样的利益，政府税收是不够的，需要直接进入一般商业领域或称营利性产业。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它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就是利用政府权力维持的垄断，以及免于支付应该支付的资源租金和成本。但是国有企业的制度本身使得它们的真实利润低下甚至是亏损，如国有企业的员工数量要数倍于同等规模的民营企业，而工资却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是由于垄断权和不交租金的特权，才使其看起来有些利润。但即使如此，它们也以各种理由为名拒绝上交利润。如到了2008年，中央国有企业已经有14年没交利润了，中央政府经过谈判才勉强达成至多上交10%的利润的安排，且并没有有效实施。从而，以国家利益为名而存在的中央国有企业，最终没有让国家获得实现国家战略的额外资源。中央国有企业管理层集团已经成为一个有别于国家利益、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利益集团。
由于在当下的政治结构中，对国有企业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它们获得不义之财之后，不仅没有约束地发放工资和奖金，而且直接贪污和挥霍属于人民的财富，如出现了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前老总陈同海那样的贪污犯，也有不少人拿着国有资金到股市投机或到赌场赌博。并且为了维持这样一种巨大的利益，他们利用与政府的关系影响着相关的政府政策，并利用其控制的巨大财富影响着舆论。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些中央国有企业又进一步向竞争性产业扩张。
有趣的是，近年来在中国有关“国进民退”的争论颇有点像2 000多年前的《盐铁论》之争。支持“国进”的最大理由就是富国强兵，反对“国进”的最大理由就是经济自由。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证明，经济自由不仅同时可以保证富国强兵，而且比“国进”更可持续，就能批驳全国性国有企业存在及其扩张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中央国有企业的存在并没有给国家财政做出贡献，它们的存在理由就更是一个假象。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出，经济自由可以与富国强兵并行不悖，并且可以长久实行。只有在危险突现的特殊时期，才可以暂时征收较高税率或在税外开源。这已被中国的实践所证实。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相比，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基础上，2007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44倍，平均每年增长13.6%，军事开支只占6.9%并不是财政开支的主要负担。并且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与世界各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的改善，中国并没有当下危险急需另辟财源以增加军备。虽然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向海外派遣一定的军事力量，但并没有明显超出常规范围，所以并不需要大规模地从现有税收体系之外再增财源。
另一方面，中央国有企业并没有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承担了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重任，尤其是做出了财政贡献。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94年到2007年，国有企业没有向国家财政上交一分钱，却至少让国家财政替其弥补3 680亿元的亏损。实际上，如果没有作为整体的中央国有企业，国家财政会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些国企的员工实际收入水平为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一个典型国有企业—中石化的人员数量是规模相当的意大利埃尼公司的15倍。以这些数据为依据，中央国有企业的工资奖金就有可能是正常水平的数十倍，大大挤占了利润空间。如果政府将这些国有企业的资源出租，也会获得巨大收益。据我估计，如果将让国有企业无偿使用的国有土地出租，一年将会为国家财政带来至少1 万亿元的租金，这比财政每年要弥补国有企业的亏损要好得多。所以中央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给国家财政带来税收之外的利益，反而带来了巨大亏损。
从这个角度看，2 000年前的《盐铁论》，数十年前徐复观先生的评论，以及我们今天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挖掘，有助于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正确的原则是，在正常情况下，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制度与政策足以支持富国强兵，并且能够长久持续下去。只有在特殊时期，才可暂时性地税外开源。这意味着，政府只依靠税收就能获得足以支撑国防的资源，而不需要直接进入一般性商业领域或曰营利性产业。而一旦进入了这一领域或产业，就会带来效率低下、官商勾结、与民争利、贪污腐败等许多弊端，甚至造就一个以国家战略利益为名义牟取私利的利益集团，最后得不偿失，反而有损于国家的战略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主流主张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就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
（原载2011年8月《文化纵横》，刊载时有删节）
谁让奥巴马孤掌难鸣？
奥巴马获得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在美国国内甚至整个西方世界赢得喝彩。美国各大媒体的评论多认为此奖给奥巴马发得过早，他只有愿望和承诺，并没有什么行动。倒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持中立甚至肯定的立场。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给出了礼节性的祝贺。
一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喝彩，但并不热烈。在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似乎都没有什么热情。中国媒体主流的看法，要么是奥巴马的世界新秩序过于理想化，与现实相距太远，不可认真对待；要么这是美国的又一个阴谋，借鼓吹无核世界和国际缓和解除其他国家武装，从而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无论如何，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还是给出了一个信号，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北欧的评委们到底从奥巴马的新国际战略中看到了什么？其中有没有现在的主流看法没有看到的含义？
一、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今天世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加强军备、保卫本国的看得见的国家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主张；而强调遵循道德，主张利益冲突国家之间的宽容与让步，以至追求世界永久和平，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现实主义虽然不那么高尚，但是实用；理想主义虽然高尚，却虚无缥缈。在美国，有关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但除了个别时期，现实主义经常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