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划分是有问题的。现实主义的本来含义是可操作的，容易实现的，有正面效果的；而许多人实际上是指，看得见的，短期见效的，甚至是强制性的手段，与其他国家之间具有主动性的甚至支配性的关系。这两者看来差之毫厘，结果却失之千里。
从后一种理解出发，所谓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就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采取的手段就是以军事手段为主，国际秩序就是美国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西方盟国为主要成员的、大基督教世界为外围的国家集团，对抗、威慑和压制非西方的，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表面稳定的世界结构。这种国际战略有时会被美国国内的军工利益集团和政府内的鹰派加以利用，使美国走向单边主义的、倾向于动用武力的布什主义。
事实证明，布什主义并不现实。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判断，布什主义也使美国得不偿失。单边主义使美国失去了国际上的义理性，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不仅使美国及其盟国徒然耗费了3万亿美元之多的代价，使几十万伊拉克人和数千美国人丧生，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还因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基地组织联系的证据，而使美国政府丧失国际信誉；公之于世的虐囚事件也完全打破了美国作为伊拉克人民解放者的形象。8年以来，美国也许杀死了几名恐怖分子，但同时杀死了大量平民从而制造了更多的敌人；美国的中东政策、与伊朗的冲突和透露着反伊斯兰倾向的反恐战略，都造就着一个更为敌视美国的伊斯兰世界，和前仆后继的人体炸弹。美国人不是更安全了，而是更不安全了。
奥巴马作为一个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的美国人，有着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切感受。他看到，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长期支持一个独裁而腐败的政府；即使是在苏哈托政权倒台以后，美国的金融投机者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从不同的方向损害着印尼的经济，使得反美情绪在印尼人中间蔓延开来，宗教极端主义泛滥起来。印尼走向民主以后，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包括两次巴厘岛的爆炸事件等。他发现，只要美国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人一贯相信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民主的号召都不一定换来其他国家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和与美国的合作。布什主义恰恰是不可操作的。
尤其是印尼这个典型的亚洲伊斯兰国家给他的经验，让他相信，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为敌是美国最大的危险，与非西方合作美国才有前途。傲慢带来反感，用强招致反抗。任何社会不仅要靠强制力，还要靠人民对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才能有效治理。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反过来，仁慈更有可能换来仁慈，友善更有可能收获友善。反而“善”是可操作的，“讲道德”是现实的。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奥巴马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在欧洲呼吁建立无核世界，在埃及向伊斯兰世界示好，取消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在联大宣称“任何将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置于他人之上的世界秩序不可能获得成功”，无疑又有着现实主义的效果，不仅让其他国家从较少对抗和更为公平的国际关系中受益，也将使美国获得更为丰厚的回报。
二、美国的最佳时机
如果仅从美国的角度看，奥巴马将美国的国际战略从一种新帝国主义战略转变为寻求世界永久和平的战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刚刚走过巅峰，即将进入一个长期的衰落过程。
美国1776年立国，到20世纪初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二战”以后成为第一大军事强国，并主导了世界政治；20世纪90年代美国赢得冷战之时，正开展着一场新技术革命，使美国达到了立国以来的巅峰。
然而，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军事、政治和经济第一强国的美国帝国模式是不稳定的。这个帝国模式就是，以贸易逆差的方式发美元，以发美元的方式向世界征铸币税，用铸币税发展军备，以强大军事力量保证美国资产的安全，再将这些安全资产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他们多是与美国贸易有盈余的贸易伙伴。这样美元又回流到美国，从而完成一个货币循环。例如200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约为7 000亿美元，当年美国的国防开支约为6 280亿美元，资本项目的净流入约为7 725亿美元。
这一帝国模式的核心是美国资产的安全性。如果美国人不能将自己的资产卖给外国人，美国国内的货币供给就会减少，国库券利率以及美联储再贷款利率就会提高，美国人的购买能力就会降低，向外国购买的产品也会减少，贸易逆差随之减少，整个循环就会被打破。然而，帝国模式本身又埋藏着颠覆资产安全性的祸根。
首先，美国的军事优势依赖一种政府与商业结合的方式发展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这造就了一个有政治影响的军工利益集团。在美国的院外活动合法的政治结构下，他们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得美国更倾向于用武力解决与其他国家间的纠纷，较之国家间缓和更愿意看到国家间的紧张与对立。这必然导致美国与不少国家和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仇恨。尽管我们谴责恐怖主义，但不能不说，“9·11”事件就是这一仇恨的极端形式。这一事件作为一种战略恐怖主义行动，其深远的影响就是使人们开始怀疑美国及其资产的安全性。
其次，美国又依赖发达的金融市场向外国人推销美国的资产。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传统金融产品市场饱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竞相推出风险越来越高的新的金融产品。投资银行或基金经理们因期权或年终奖励等不对称的激励机制而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证券交易所也因彼此之间的竞争压力而放松对高风险金融产品交易的管制。华尔街有着强大的院外活动能力，使美国国会无法通过加强金融管制的法案。一般投资者根据期望收益决定投资，而不考虑因寿命有限而实际上会普遍处于亏损之中。这种情况汇集为宏观现象，就是在经济过度膨胀后的货币收缩和萧条。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又一次从内部重创了美国资产的安全性，使全世界开始对美国的资产望而却步。
美国的帝国模式开始偏离均衡。美国资本项目的净流入从2007年一季度的2 649亿美元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464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从1 969亿美元降到1 015亿美元。这说明美国的铸币税收入在减少，美国将此用于军事目的的金额也在减少。虽然以后会有波动，但这一趋势的大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化。这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军费减少会导致对美国资产安全性的进一步怀疑，从而进一步减少对美国资产的购买，美国就进一步减少贸易逆差，从而进一步减少铸币税收入，直到美国的帝国模式最终瓦解。
由于美国制度的内在因素，上面两个问题都不能在美国制度框架下解决，因而美国不能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并且只要继续采取帝国模式，就不能完全摆脱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美国的衰落就注定不可避免了。
奥巴马应该感受到了美国军费不能靠向外国人出售国库券维持原来的水平，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放弃新帝国战略，推动世界和平的新的国际秩序，就是美国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预见到美国注定要衰落下去，最好的方法是主动退却，而不是被动地退出。时机就在刚刚过了巅峰，刚刚开始衰落之时。在这时，美国仍处在最为强大国家的位置上，在它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框架中就会占有比较有利的地位，既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又为美国争取了最大份额的国家利益。如果美国企图对抗这个不可避免的衰落，力图更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的霸权，就可能最终在国家间的竞争中降低自己的国际地位，从而在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中占有较差的位置。
三、奥巴马的成功需要中国的帮助
然而，由于美国政治结构的性质，奥巴马的新国际战略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可以想见，他称之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铁三角”的五角大楼、军工集团和军工地区的国会议员们会强烈反对。他们当然不会赤裸裸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而是要打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借用冷战传统的惯性。美国的大多数人虽然不会站在军工集团一边，但他们的主张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而全国性大传媒的背后，就是这些军工集团。它们或是这些传媒的股东，或是主要广告客户。民众因而会赞成为消除对美国的“威胁”而向海外派兵，为对抗美国的“邪恶的敌人”而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领域。他们也没有对历史的记忆。看一看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历史，就能明白这一点。
“铁三角”要想瓦解奥巴马的新国际战略，就要“制造”美国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一般的敌人，而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并且是与美国有着重要的利益冲突、政治分歧和文化异质的敌人，不是奥巴马的缓和姿态可以“感化”的。在美国“敌人”的候选名单中，中国名列第一。伊斯兰世界虽然与基督教世界有着上千年的宿仇，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有些伊斯兰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还是美国的盟国。与美国直接对抗的伊斯兰国家，如伊朗，并不是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也不够强大，还没有“资格”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而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虽然成为布什主义的主要借口，但事实证明，对付他们的方法并不是发动战争。
俄罗斯也不是一个候选敌人。然而苏联的垮台已经证明，苏联的帝国模式劣于美国的帝国模式。俄罗斯作为苏联遗产的继承者，还没有真正找到有别于苏联帝国模式的新的发展模式，而只依赖于帝国的领土与资源而勉强维持。俄罗斯虽然还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不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
只剩下中国了。中国迅速膨胀的经济会在全世界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的政治结构也与美国大不相同，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美国的完全相异。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实体，以其高速成长的经济为基础，会成为美国世界霸权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在当今的世界政治结构中，霸权是利益的核心，挑战霸权就是挑战最根本的利益。在以往的历史中，新旧霸权的交替往往是以战争为形式。因而中国最有“资格”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成为美国“铁三角”反对奥巴马新国际战略的中心题材。
反过来，奥巴马新国际战略的关键，并不是与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的缓和，而是与中国达成一个和平盟约。这一盟约之所以是“和平”的，在于它不是一个针对第三方或世界其他部分的军事同盟或共同安全体系，而是用来处理中美力量消长过程中的各种纠纷，建立中美间的战略互信，和奠定世界永久和平新秩序的基本框架。避免争霸的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因为这可能导致世界的毁灭；传统霸权与新兴大国携手就可能消除和制止较小的战争；它们联起手来才可能实际推动世界各国的裁军，进而有可能走向无核世界。
而现在，球在中国一边。奥巴马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新的世界理想，中国应该做出积极的回应，对他加以赞赏和鼓励，并提出中美和平盟约的具体构想。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反应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中国强调“和平崛起”，反对布什主义，反对美国右翼和美国政府中鹰派的国际战略，因为这一国际战略会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损害，我们就要给出明确的信号，以区别对待布什主义和奥巴马主义，告诉美国中国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很可能，极力推行世界和平战略的奥巴马政府会对中国的态度做出积极回应，中美和平盟约就有可能实现。
从美国角度看，如果中国从一个霸权挑战者变为一个和平同盟者，“铁三角”就失去了一个制造敌人的最好题材，布什主义的主张就很难得到支撑，美国人民也不会赞成因与中国争霸而投入大量的资源。从中国角度看，一个作为盟友的美国不再是一个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的敌人，不会为了削弱中国的力量而支持中国国内的分裂和恐怖势力，也会抗衡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压力，将军备约束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中美各自的友善姿态与和平主义取向又会产生正反馈，进一步促进各自国家内的军备约束和裁军。于是，走向世界永久和平的前景就有可能显现。
四、中国为什么要帮助奥巴马？
简单地说，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天下主义理想。与奥巴马领导的美国合作、建立中美和平盟约的好处，除了前面提到的美国会更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外，还会使中国避免犯美国的错误。许多人以为，中国要做世界大国，就要学美国的榜样。然而，霸权的含义是“唯一的”和“排他的”，所以霸权模式不是普适的。并且，既然我们已经发现美国模式的弊端，发现仅依靠军事强力既不能搞定世界，也不能给本国人民谋取福利，反而因为穷兵黩武，增加了外部世界对本国人的仇恨，降低了本国人的安全感，所以就没有必要羡慕美国，这样的霸权就没有什么好“争”的。
既然没有必要去争霸权，中国就会避免犯霸权挑战者的错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霸权挑战者，它们为了获取霸权采取了更为冒险的战略，更倚重于军队，更倾向于采取军事手段，致使军国主义主导国内政治，最后在非正义的扩张战争中失败，也给国内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如果中美之间不争霸并且建立了和平盟约，它们之间就会有紧密的合作。实际上，从现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上看，中美两国也必须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在经济上，中美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循环，即中国向美国市场提供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售金融资产，换回美元。虽然美国的这一模式要走向萎缩和瓦解，但是在美国衰落的过程中，中国不可落井下石，而是要帮助美国渐进地收缩。在文化上，中国与美国所继承的两个古老悠远的文化传统恰恰可以互补。在政治上，不同的政治制度也可以在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展开竞争。
中美和平盟约也会避免出现霸权交替过程中的国际秩序崩溃所带来的灾难。只要从全球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仅从中美两国自身的利益出发，在力量消长过程中，中美共同提供一些全球公共物品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也对中美两国有好处。中美两国不仅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而且也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也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