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当自强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利害去行事，就会实现社会繁荣，因为每个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彼此，最终会磨合出皆大欢喜的制度来。这个主张非常重要，它把对一个社会的判断建立在每个个人的效用感觉之上，而不是依靠个别圣贤头脑中的玄想。如果大多数个人都认为自己不幸福，这个社会能幸福吗？
然而，这样的看法不能走向极端，认为一个社会只依赖于每个个人的直观利害判断就能达到完善境界。曼库尔·奥尔森把斯密的主张归类为“经济学第一定律”，而他自己又提出了“经济学第二定律”，强调在“有些时候”，人人为自己，社会会更糟。这是因为有时人的行为有着所谓的“外部性”，以致这一行为引起的成本（或收益）并不会由行为人自己承担（或获得）。尤其是在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于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失灵。
这一难题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认识。布坎南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殊荣以后，发现自己以前的理论有着重大缺陷。比如他原来认为，最好的宪法就是所有的人戴着“无知面纱”投票投出来的。后来他发现，这种假设虽然解决了人们投票时偏向自己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谁来提供最好的宪法草案”的问题。因为宪法草案是最大的公共物品，如果人人为自己，那么谁会有动力投入资源进行知识积累和研究，并最后提出草案呢？于是他不得不抛弃“经济人”的假设，认为有些人可以超越自己的利益，他们有着“宪法公民身份伦理”。
一个成功的社会，既要依据每一个体是否幸福来判断整体是否繁荣，又要留有一定的空间让那些具有“宪法公民身份伦理”的人提供最大的公共物品。换句话说，最好的政治结构，就是文化精英与大众的结合。所谓“文化精英”或“宪法公民”，在中国传统中叫“君子”。与君子相对的是“小人”，即只考虑自己利害的人。在先秦的语境中，“小人”并非“坏人”，为己也并非不可。只是小人应该待在自己应该待的地方，即“为己”而市场不失灵的地方，从事“为己”的事业，而不可与君子混同。
要做君子，一要超越自己的利益，二要有道德。所谓道德，就是有些对社会有利的规则可能在短时期对自己不利，但也要遵守。这违反人的自利本性，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只有个别人是“生而知之”，大多数人是“学而知之”，即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变成君子。当然，想变成君子的愿望已经说明，一个人愿意为社会而超越自己，因为社会需要君子。反过来，一个社会也必须把君子放在应该待的地方，即如果“为己”市场就会失灵的地方，也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处理公共事务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如果小人当道，这个社会就会陷入灾难。
天则所虽是个民间组织，就其关注社会发展和提供制度方案的定位来说，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因而天则所不是一个“为己”的地方。如果天则所只想自己赚钱，也未尝不可，但就不能在提供制度方案这个公共物品时保持中立，所以天则所应该是一个“君子所”，它的成员应当努力成为君子。关于如何做一个君子，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资源。《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09年1月5日于北京昌平森林大第家园
（2008年《天则年鉴》前言）
制度方案提供者
经过16个年头，天则所越来越清楚它所扮演的角色—制度方案的提供者。这也许是偶然的定位，因为天则所的创始人们热衷于制度经济学理论，他们也投入到了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之中。不过他们应该庆幸。
古往今来，有多少帝王将相，他们不过是既定游戏规则下的演员。有的人演得威武雄壮，有的人却显得蝇营狗苟。无论如何，最精彩的，还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最伟大的人还是周公和孔子。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创建制度。而与周公相比，孔子可能更为伟大。这是因为，周公还部分地扮演了前台角色，孔子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形成基本游戏规则上面。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公将三皇五帝和夏、商的优秀传统总结提炼并发扬光大，孔子则将这些原则一般化为中华文明的国家原则。
从孔子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发，即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与演员的角色最好分开。这是因为，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角色，不好一身兼之。第一，制定和改进规则，就要了解和研究规则，而人类社会的规则是历史地形成的，对其利弊得失的观察和判断要掌握相当长时期内有关规则的信息，这要竭毕生之力。如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前台表演上，则几无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制度方案提供者。
第二，如果游戏规则制定者兼做演员，就不可能保证规则的公正。因为特定的角色会使他具有倾向性，也天然地反感别人对自己制定的规则的批评。这与对规则制定者的超然要求相去甚远。
第三，尽管制度方案提供者多是自信的，但也清醒地知道，他们也是理性有限的人，因而，最好的程序是由一部分人提供制度方案，由另一部分人来选择。如果由制度方案提供者自己来选择，社会就少了一次对制度方案的筛选，就更有可能犯错误。
第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好的状态是存在多个互相竞争的备选制度方案。这一方面会迫使制度方案提供者努力提供更好的方案，也会使制度方案的选择有更多的比较和参照，从而有可能选择出更好的制度方案来。
反观历史，人类社会的最大悲剧也许莫过于将编剧和演员的角色合二为一。不少人自认获得了“最佳制度”的天启，便来身体力行，企图以制度方案选择者的身份来落实那个“人间天堂”，其结果往往使人间走向地狱。
由于演员在前台，编剧在后台，前台是更直观的英雄，而后台则可能是无名英雄，因而经常是前台拥挤而后台清冷。人类历史中，制度方案提供者这个职业既重要，又缺乏供给。既然如此，这不正是天则所成员们既想最高效率地贡献于社会，又崇尚淡泊名利的最好去处吗？
（2008年《天则年鉴》前言）
士志于道
尽管天则所成立了17年，关于天则所的定位，仍然有不少争论。在当今社会，所谓“定位”，就是拿什么向社会交换我们的收益。当初有人问孟子，圣贤为什么不耕作？孟子反问说，农夫为什么不制作陶器？孟子认为，圣贤向社会提供治理和教化的公共物品，足以从社会中交换他们的衣食。这说明，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是可以而且能够用自己的优势参与社会分工的。
然而，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意思是说，虽然君子参悟天道，将之融于人间秩序，可以向社会交换自己之所需，但他们的首要职责是在社会中推行天道，衣食只在其次，只是“谋道”的副产品。这意味着，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谋道”被放在第一位。
孔子又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一个政治清明和正义伸张的社会中，君子“谋食”，问题自然会解决；而在一个政治昏暗、正义不张的社会中，“谋道”与“谋食”之间就会紧张，而这时，“谋道”又变得更为重要。然而，只有此时，才是考验真君子的时候。
天则所定位于向社会提供制度创新和变迁方案，就是推动这个社会走向“有道”，同时也为天则所“谋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当制度变迁遇到困难时，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困难。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这正是天则所体现其价值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评价天则所的成绩时，既要从“谋食”角度出发，更要从“谋道”角度出发。这就是君子的角度，就是士的角度。这时，一个机构就像一个人一样。在人群中，有小人，有君子；在机构中，有只“谋食”的机构，也有“志于道”的机构。天则所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志于道”的机构。一旦如此，我们对天则所的定位就不再惶惑。
如今，中国社会对制度方案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提供者却不多。这不仅因为这无法“谋食”，更因为缺少供给能力，而这正是天则所的机会。“谋食”成功者，可获一时之利；“谋道”尽责者，有时或不能得到合理回报，但却会与社会一起传之久远，与道一起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