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先生妻子邱艳赶到出事地点，大约在8点20分左右。但在这时，现场的交通警察和消防人员似乎并没有救人的任务在身。邱艳哀求他们救人，他们“都以水太急为理由，不想下水去救人”，直到听说领导要来，才开始下水。这时只有其他路过的人自告奋勇，下水救人。打捞行动迟至10点20分才开始，车被打捞上来，已是10点30分左右了。离开始报警求救已有3个小时。这显然又是一次政府的渎职。
有人说，这些交警和消防队员也是人，在救人的时候，不应冒过大的风险。这话很对。我们要责备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北京市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和机制的无效。既然暴雨已经下了几个小时，既然知道广渠门桥下积水的问题，作为交通队或消防队的领导，就应派遣熟悉水性的人员前去救援，也应给他们配备在水下救援的设备。那么，如果在交通队和消防队范围内没有熟悉水性的人员，或没有充足的水下作业设备怎么办？很简单，这时责任就要向上转移，只要哪一级不能解决问题，就要一直转移上去，如从中队到大队，到局，到区，最后到市长。
具体而言，如果现场情况超出了现场公职人员的权限或能力，他应该立刻向他的上级报告，以获得授权或人力和装备上的增援；如果他没有向上级报告，也同时不解决现场的问题，他就应对此后果负责；一旦他报告了，他就没有责任了。如果现场的情况甚至超出了他的上级的权限和能力，上级就应继续向上报告，以期得到授权和增援。如果他既没有报告，也没有解决问题，他就应承担后果。当然，一个现场人员或下级既没报告，也没解决问题，上级也摆脱不了用人不当的责任和领导责任。这种机制的重要特点是，总有一个或几个具体的个人要负责任，从而能够保证整个机制有效运转。
然而，在7月21日的广渠门桥下，这个机制出了问题。一个北京居民的求援报警，直到近3个小时后才能实行救援，这时生命已经无法挽救。如果救援及时，他本可以不死。我们只能说，北京市政府作为一个人民纳税设立的应急机制是失灵的。如果7月21日是一次考试，北京市政府是不及格的。这种不及格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北京市政府的一般水平，即在任何时候打110报警，也许都不能得到及时救援。这种担心又被另一个同类事件所加强：在南岗洼路段的溺亡者郑冬洁的家人抱怨：“报警求助被房山推给丰台，又由丰台推回房山。”
我们有证据说，这是北京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就在7月21日雨灾的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市委常委牛有成代表市政府对自己大加表扬，“抢险工作预报准确、干预到位、部门联动、科学调度”。也就是说，在明确知道由于应急机制的上述表现已经有人在道路上溺亡以后，他仍然用“到位”形容自己的工作。在这里，“到位”就是“充分”和“满意”的意思。那就意味着，他们不认为110机制如此迟钝拖沓的反应和现场人员的消极冷漠是不正常的，因此有个把人死亡是不正常的。在广渠门现场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不仅达到了他们自己设定的服务标准，而且还表现“很好”。这正证明，他们应对丁先生的死负全部责任。
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一个制度的有效性并不表现在其万无一失上，而是表现为它是否具有纠错能力。而纠正错误、保证制度有效运转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措施，就是奖惩，奖励遵循制度的人，惩罚违反制度的人。“到位”之说还意味着，北京市政府马上认定，它在“7·21”雨灾中没有任何错误，因而不对在广渠门桥下丁先生以及其他在公路上溺水而亡的人负责，不需要有任何人承担责任，也无须惩罚任何人。这无疑是对所有北京居民的一个宣言：在广渠门桥出现的机制错误不会得到纠正，下次如果还有类似情况，他们也仍然如此办理。
虽然后来北京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在原则上对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了哀痛和歉意，但并没有在具体的失误上承担责任，更是回避在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上溺死人的责任问题。总体来讲，他们想通过过去一贯的做法来应付这次灾难。这就是在事后表示慰问、加强戒备、部署救灾和重建，并宣扬“精神”，表彰“英雄”，称赞“领导正确”，而对于错误和责任，则是轻描淡写，错事化了。实际上，只要一天北京市政府没有承认它在总体上要承担警示和救援不利的责任，并且没有具体的人员，无论是现场的消防员还是市长承担直接责任，北京的居民对政府作为一种救急机制的信任就一天不能恢复。
我们看到市长在7月22日凌晨以后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然而，他最该努力工作的时间应该是21日。当消防人员在广渠门桥下无所作为的时候，他在哪儿呢？他在22日说，他“最牵挂的就是长阳（京港澳高速的一个路段），一定要搞清楚被淹的车里有没有人”。实际上他最该牵挂的时间是21日。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京港澳高速路上有3个人已被淹死。考试已过，他已经不及格了。北京市政府的行为，就像考试失利后拼命做练习题的学生一样，虽然应予肯定，但仍要反省考试失利的原因。如果他们不能具体地检讨在广渠门桥和南岗洼桥死人事故的责任，并加以公正处理，我们就不能期待下一次雨灾它能顺利通过“考试”。
北京市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不当做法，还表现为披露伤亡数字上的计较。例如在过后几天时间内，迟迟不公布死亡数字和名单，这给北京居民寻找失散亲人的努力带来了麻烦。只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他们才公布了数字，且又不再继续公布数字。在它看来，它在此次雨灾中的表现取决于公布的伤亡人数的多少。一个令人不齿的表述是说，在北京发现的一些遗体是从河北省冲过来的。这似乎会减轻北京的“错误”，但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无论谁在这次雨灾中丧生，他都是一个中国人。在这时还要计较是哪个省份的死亡人数，实在令人发指。
其实，如果这次失去生命的只是丁志健先生一个人，北京市政府也已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部门。在一场灾难面前，衡量一个政府部门的对与错、功与过的，不是自然不可抗力夺去生命的人数，而是它是否曾经全力以赴地、迅速有效地去挽救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在广渠门桥下，北京市政府没能做到这一点。
男人魅力，还是滥用权力？
中国官场的“情妇现象”由来已久，本不是新闻。然而最近常艳关于衣俊卿的纪实文字，以及十数位重庆官员的不雅视频的曝光，又使这一话题变得引人关注。环顾全球，官员有情妇并不罕见。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官员情妇现象显然更为普遍，“人均情妇”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且有情妇的官员级别的起点又相对更低。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而言，撇去道德因素，一个男人有情妇，是因为他有男人魅力。关于男人魅力，进化心理学有不少研究。经过几十万年的演进，女性对男性魅力的判断依据，除了相貌、身材、性格和品德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官员有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薪水；同时他也有其他方面，如相貌、身材、才干和品格等方面的优点，否则他也不会获得如此职位。
然而，如果国家对官员的权力有着明确和有效的限制，他的职位所包含的信息也就告诉追求他的女人，这个官员充其量是一个优秀的个人。她更多的，是追求他这个个人，而不是他身后的巨大财富。例如，美国总统的薪水只相当于中产阶层上层的水平；莱温斯基与克林顿有情，并没有要挟他动用公权力回报她。最近发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情妇事件，也没听说涉及对公权力的滥用。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中国缺少对官员的明确和有效的约束，他经常滥用公权力，且在事情败露后，还继续动用公权力压制对他们丑闻的揭露，所以滥用公权力现象比较常见。当一个女孩看到一个官员，他的职位所透露的信息，就不仅包含了他的合法薪水以及他受人尊敬，而且还包含了他不受约束滥用公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例如女商人丁书苗通过提供情妇，从前铁道部长刘志军那里获得的好处不下几十亿元。一旦一个人能够实际支配数千数万倍于自己合法收入的公共资源，在一个女孩的眼中，他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个人，简直是一个身材伟岸、三头六臂的巨人。他的男人魅力已非一个个人能比。
康芒斯说，制度可以扩张个人的能力。意思是说，由于人的规则和组织，众多的人可以把资源放在一起，并采取集体行动，就可以做到众多个人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军长一声令下，就会万炮齐鸣。这种现象从部落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张岩在《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一书中说，图腾就是一个部落整合的文化标志，它本身就有了某种“神力”。部落之间的战争或联合的故事就是“神话”。然而，如果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发展中对制度生成的这种神话还有惯性的记忆的话，就会把对制度神力的崇拜转移到僭越权力、劫持制度力量的人身上。他们似乎有了神力。
不过，僭越的权力究竟是不合法的，劫持的制度力量也不是这个男人本身的力量，所以这个冒充的巨人的影像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这足以给一个普通女孩带来错觉。对她来说，男人魅力不仅是占有资源多少的外在信号，也有独立的价值。前者会诱发她作为经济人的计算，后者则会诱发她纯粹的情感。然而，几十万年的历史还没演化出人类分辨什么是本真的男人魅力，什么是假借公权力的男人魅力的心理本能。所以一般而言，女孩们多半会被某个官员周身的光环晃了眼睛。只不过有的人比较务实，有的人看重感情。重庆不雅视频的女主角赵红霞显然是前一种人，而常艳很有可能是后一种人。
而对于这类男人来说，他们很乐于利用这种模糊性来诱使更多的女孩上钩，这有点儿像生物界的虚张声势策略。虽然常艳一开始表现得很务实，但她根本是被“衣老师”的虚假魅力误导了。而“衣老师”只是想利用权力边界的模糊性来占点儿便宜，用既定的权力资源在更多的女孩间周旋，却被不满足于物质利益的常艳揭穿了。“衣老师”只有投降，对常艳言听计从。但这样一来，不仅使常艳证实了“衣老师”确实有“其他女人”，她所追求的排他的感情更为渺茫，而且也还原了“衣老师”的真实面目：除了滥用权力所暗示的资源占有外，他非“俊卿”。这也许是她最后与“衣老师”决绝的重要原因。
应该承认，常艳所写“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不仅具有政治学的文献价值，还有演进心理学的文献价值。在与官员们的博弈中，女人们在付出代价后逐渐学会了分清真、假男人魅力。我们可以猜想，不雅视频是多次博弈的结果，因为一开始男人们并不认账。官方加于赵红霞头上的“敲诈勒索”罪名，可能只是想用这种方法让性受贿者兑现承诺。常艳的这篇纪实文字也具有与视频同样的功效，这也许起因于她对性贿赂不能奏效的担心。
另一方面，这些男人们也并不想分辨清楚，什么是自己本来的魅力，什么是滥用公权力所假借的魅力。作为凡人，他们倾向于相信有利于自己的错觉，仿佛自己相貌魁伟，魅力四射，所以官场中才会有炫耀情妇多的风气。他们不仅好色，而且虚荣。他们真以为，女人们投入自己的怀抱是因自己确实有魅力。被这种错觉所骗，才会有那么多重庆官员没有察觉到赵红霞背后藏着针孔摄像机。其实，将与他们有性关系的女人称为“情妇”，实在是亵渎了“情”字，因为“情”与排他和专注有关，占有的女人越多，情越少。他们实际上获得的，只是较多的物欲满足，与更多的货币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官员占有的女人多寡与他可以滥用的权力成正比，所谓官员“情妇”的数量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公正与有效的外在指标。在我国，据说95%的贪官有“情妇”，平均每个官员的“情妇”也很多。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市委书记就可能有十数或数十“情妇”，创纪录的，是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竟有108个“情妇”。有“情妇”的官员级别的起点也很低。只要手中实际掌握的公共资源很多，且不受监督约束，职务低并不是障碍。
因此，如果人们仅把贪官情妇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就忽略了这一现象重要的警示意义；如果执政党仅把这一现象看成是贪官的“生活作风问题”，就是对现有制度崩坏程度的严重低估。实际上，这种扭曲的两性关系正是扭曲的政治关系的反映。在这种关系中，男人更猥琐，而女人更“爱”猥琐的男人。消灭“官场情妇现象”的釜底抽薪之举，是对官员滥用公权力的有效限制，这同时也就剥掉了官员身上那张夸张的画皮。当政治关系恢复正常时，两性关系才会回归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