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酝酿于1996年，但真正动笔撰写则是1997年4月底和出版社签订协议之后。虽然只是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但我仍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1998年底才完成。
在撰写本书的一年多中，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出许许多多的想法，可以说都与1997年密切相关。
1997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国行使了对香港的主权。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正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当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界港湾之时，其探险家、考察家也接踵而来，将包括敦煌在内的许多中国古迹文物盗劫而去。每想到此，我的内心都在流血，因为我一直坚信：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本书写作之时，正是香港回归之日，看到我们的祖国日益繁荣富强，我更想真实地记录那一段悲伤的历史，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那痛苦的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1997年还是一个春天。这一年的2月，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和决策人，没有邓小平顶着压力的大胆改革，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年仅10岁的儿子在写怀念作文时曾这样写道：“没有敬爱的邓小平爷爷，就不会有我国的高考制度改革，我的爸爸、妈妈就不会考上学，也就不会结婚，也就没有我和我们全家。”童言虽然稚嫩，但又何尝不是真实情感的表达呢？
1997年，由于一个机缘，我作为著名敦煌吐鲁番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朱雷先生的访问学者，赴武汉大学访学、研究，朱先生的人品、学问使我非常敬佩，虽然当时我还不能算是朱雷师的入室弟子，但能跟随朱雷师学习，常常耳提面命，仍然使我激动不已。再加上武汉大学丰富的图书资料，扩大了我的阅读范围，从而给本书的写作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0月底，我正式向朱先生提出想报考先生的博士生，朱先生欣然接受，从此我就一边复习功课，一边撰写本书。到了1998年9月，当本书初稿完成后，我便正式作为朱雷师的入室弟子，赴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从而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1997年，也是我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西北师范大学新建成了六幢安居工程住宅楼，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入居，立即将最大的一间布置成书房，并制作了六个大书柜，一个大写字台，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梦想；1997年，我被学校推荐、被甘肃省教委评为省属高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奖励了一台计算机，从而改变了我的科研和学习条件；1997年我还被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评为优秀教师，颁发了“园丁奖”证书，这是对我多年教学、科研工作的肯定和鼓励；1997年，由于各种机遇的组合，我获得了研究员职称，从而成为甘肃省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正高职专家。
这许多成绩的取得，除了自己的努力外，还与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各级领导，各位老师和同事、同学、朋友的关心、帮助分不开，这许许多多的条件、机遇才成就了今天的我，真可谓“时也、运也、命也”！
能够有今天的我，更要感谢一直支持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妻子—一张晓莹女士，结婚十几年来，她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孝敬公婆和父母，默默无闻，用瘦弱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家。可以说，没有她的奉献，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因此，每当我在工作上取得一点点成绩时，就会从内心感激我的妻子，真正是“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另外，我那顽皮可爱的儿子，虽然年幼，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给小家庭增添了许多乐趣和话题，也促使我更加努力，不停地攀登！
本书的最后完成，得到了西北师范大学“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刘进宝
200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