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我和政委钟汉华同志回到武汉，军区根据毛主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军委八条命令"的指示精神，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并又以武汉军区的名义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军区领导还分头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少数造反派头头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军区经过努力出现的好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
3月中旬，我和钟汉华政委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继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两个东西一出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人被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汉军区。这时，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又公开讲"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江青的公开表态，使武汉地区的局势更加激化。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当我们回到武汉时，武汉的形势已是混乱不堪了。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全武汉市，颇具火药味，什么"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等，举目皆是。
我们回到武汉军区后，首先听取了军区"支左"工作的汇报，肯定了工作成绩，分析了武汉地区的形势，本着从大局出发的精神，采取各种措施，解脱面临的困境。根据当时的形势，武汉军区发表了《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
然而，这个《公告》发表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因而闹得更凶。"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来电说，中央近期要在北京听取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关于武汉问题的汇报。武汉军区很快就做好了准备。
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十分关心，他在北京对周总理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7月10日，周总理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毛主席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并且可能要到长江游泳。后来我们得知，毛主席此行，是要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选在武汉。接完电话后，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对于各个群众组织的游泳活动，也一一做了安排。
7月14日早晨，周总理乘专机抵达武汉，为毛主席打前站。当晚毛主席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这是毛主席在武汉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周总理住在宾馆的百花一号。这天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也从四川赶到武汉，他们住在百花二号。考虑到武汉地区形势比较复杂，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我和钟汉华政委住进了宾馆的乙所。
武汉的7月，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变化很小，热气笼罩着每个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林阴路上，就像走进蒸笼里，立即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路边上，各种树木花草的叶子曲卷着，仿佛它们的生命也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7月15日和16日这两天上午，毛主席召集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在梅岭一号开会。毛主席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中心思想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此，毛主席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毛主席要周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