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国家曾经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
这说明1个旧的时代过去了，1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1个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为细致：……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1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1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1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1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两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毛主席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1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过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1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形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儿。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1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1个讲话，你看过没有？"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当我提的问题被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1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一次，而没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