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这些不怕鬼的故事,实际是在喻人。他是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情况而发的。在国内当时正是进行整风运动,党的各级领导大多数都能认真地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改善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但也有少数基层单位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压制党内同志,进行打击报复,采取违法手段,罗织罪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分子或右派分子、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毛泽东察觉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讲了许多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席方平》的故事。他说,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他还讲,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和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以后毛泽东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同志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在同年夏天基本编成。毛泽东还要他写篇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请何其芳到他的卧室谈序文的修改。毛泽东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形势"是指1959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的反华浪潮。
毛泽东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二王、八司马"1958年,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同我谈过"二王、八司马"的故事。他谈到中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宦官擅权,四方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加剧,苛捐杂税很重,社会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社会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趋激化。
在公元805年,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唐顺宗)即位,重用太子侍读王叔文、王,吏部郎中韦执谊和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刘禹锡、柳宗元等。他们一度执政,韦执谊被任命为宰相。他们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例如,惩处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废止掠夺、扰民的宫市,谋划剥夺宦官的兵权,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史称永贞革新。但是,由于朝中宦官、藩镇等守旧势力合谋发动政变,迫使久病的顺宗把皇位让给太子李纯(唐宪宗),王叔文等革新派仅仅执政五个月便夭折了。王叔文、王被杀,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韩晔为骁州司马,当时称为八司马。王安石《临川集》中的《读柳宗元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也。"毛泽东对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颇为称道。他不仅推崇柳宗元、刘禹锡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而且对他们的许多诗文也很欢赏。
数典品词,谈笑自若想像力和超凡的气魄,对于开创和领导崭新事业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气质。而如若这位政治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睿智过人的话,那么他即便是在领导一场亘古未有、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运动,他所展示给人们的风采,也绝不会是凝重和疲惫,而是运筹自如的潇洒。每当我从记忆的长河中,摘取几段与毛泽东相处的往事,便会感到,他所特有的那种潇洒。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些毛泽东手迹,其中他即兴赋诗填词,及他在默诵古人诗词时信手写下的文字,占了相当的部分。有些古诗词,就是在我们闲谈中,他信手写在我正在阅读的书页或报刊边角空白处的。这些文字并未经过他深思熟虑,而是忽有所感,随意挥洒而就的。
1957年春季,毛泽东4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毛泽东每到一地,都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士颖多"的古城徐州,毛泽东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