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没有立即下发，而是到反击右派开始后的6月12日才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
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应当看到，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在这时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他几个月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鲜明地指出极少数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和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另外，对极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采取先纵后抑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当右派言论出现以后，即在适当的范围，采取适当的形式给予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他转化工作，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扩大化的错误。
走入误区在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阶段，斗争在规模上和形式上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1个相当的范围内。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发动时曾提出：反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1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使反右派斗争步步升级，采用了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方法，扩大化的错误逐渐严重。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违背了自己刚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