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党中央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复查，进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结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除极少数以外，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使这个拖延达20余年的严重政治错误终于得到了彻底纠正。这是党中央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科学、公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严厉批评"反冒进"1958年元旦过后不久，我（指吴冷西）到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开会。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相传清末西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交界处，毛主席住地丰泽园的北面。因年久失修，1961年拆除，准备重建办公楼。后来考虑到经济困难，工程一直没有开工。现在是一块平地，只在附近盖了一座毛主席晚年居住的202号楼。
书记处会议由小平同志主持，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始不久，彭真同志递给我1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是毛主席亲笔这样写的：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昆、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我看了很吃惊，为什么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这次会议特别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我首先联想到，《人民日报》在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审阅定稿，没有送毛主席（他当时在杭州）审阅，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篇社论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把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发表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是根据毛主席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的几次讲话的精神写的，我想不致有什么大问题。接着我又想到，在1957年11月兄弟党莫斯科会议后，《人民日报》还发表过两篇较有分量的社论。一篇是11月18日的社论，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必然会带来农业生产高潮，还会带来工业生产高潮，出现生产大跃进。这是在我们报纸社论中第一次出现"大跃进"这个后来震动国内外的名词。这篇社论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自己写的，我看大致没有什么问题。另一篇是12月12日的社论，是论述毛主席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一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会议时亲自修改定稿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听了传达毛主席在杭州会议的讲话，其中谈了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报纸和通讯社。我问胡乔木和杨尚昆，他们说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胡乔木的神态似乎流露他担心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谜一直到南宁会议上才逐步解开。
1月12日，南宁会议开始，毛主席一上来就讲他建国8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1956年"反冒进"是错误的。这里说的"反冒进"，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发现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包括农田水利建设）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紧张，因而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这样，南宁会议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准备的会议。
毛主席认为，1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也指出《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题目叫做《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非常错误的。这时我才开始悟到会议通知中毛主席点我的名的1个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