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1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这个小生产是一片汪洋大海国家的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作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有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1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存在呢？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又何止岈山1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纠正高指标1959年3月25日到4月5日，党中央在上海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我（指陶鲁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主持下，把讨论和确定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主要是钢铁指标，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提到陈云同志关于这方面的正确意见。在这次会议前召开的1958年12月武昌会议上，陈云同志曾提议不要公布当时确定的1959年的钢、煤、粮、棉4大指标。1959年1月上旬，陈云同志又一次提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但在这次上海会议开头，分管工业、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的生产指标，仍然是武昌会议公布的：钢2000万吨，粮10500亿斤，而且事先没有同各省、市、区商量，就在大会上宣布各省、市、区的具体指标，并指名要求表态。我记得当时会场上的气氛一时有些沉闷，因为大多数省、市、区的同志都感到指标过高，但又不便明确表态，有些同志只是语焉不详地讲了讲完成本地区任务有困难的实际情况。当时在主席台上的除有分管工、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外，还有大区中央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等，他们用1个腔调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既定的指标，我还记得李井泉同志说，你们完不成粮食指标，四川可以再分担些，无非多增产红薯，允许一斤红薯顶一斤粮（按国家规定，4斤红薯折一斤粮--作者注）。柯庆施也说，你们完不成钢指标上海也可以再分担些。他们这样一说，确实使人有两难之感。不接受吧，似乎有右倾之嫌，接受吧，又确有难处。这种情形为中央领导同志所察觉，所以在散会后，部分中央同志便分头到各小组进行说服工作。例如，说服我要山西完成钢100万～120万吨，如确有困难，可以仍按1958年那样，再完成20万吨土钢来补足；完成粮180～220亿斤，如确有困难也可多种红薯来补足。当时我通过电话同在家的省委常委商量，大家一致认为，我省1958年实产钢42万吨，粮食实产也只有92亿斤，1959年钢、粮指标定得那么高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都主张建议中央把指标降下来。在会内我接触到的一些其他省的领导同志都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