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一天，毛主席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主席的对面。由于我对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个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毛主席就对着王任重同志说："你有同情者了。"这时我才知道，饭前开的座谈会已讨论过指标问题，而且知道任重同志也是不同意这样高的指标的。毛主席的话音刚落，柯庆施同志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对柯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这时李井泉同志又对着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对李说："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曾希圣又帮腔说：分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再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对曾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1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要搞亩产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请问，指标过高能够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吗？在我们争论过程中，我看到毛主席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既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毛主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却说明他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就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同志也以大话空话压人，王任重同志也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最后，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钢产指标由2000万吨，调整为1650万吨，粮食指标未动，仍然为10500亿斤。我背回的中央分给山西的指标钢降为83万吨，粮仍然是180～220亿斤。
八届七中全会后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毛主席对七中全会决定的钢、粮计划指标能否实现仍在继续考虑之中。当年5月3日，中央财经小组根据书记处的指示，在陈云同志主持下，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对调整钢产指标问题，进行了周密的研究。中央政治局很快开会讨论并同意了陈云同志关于把1959年的钢产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的意见。会后陈云同志针对有些同志不同意调整指标的意见，给毛主席写信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是否一定会泄气，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当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有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毛主席主持的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1959年的钢产指标为1300万吨。当年实际完成1365万吨。
现在回头来看，1959年的钢产指标由1958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1650万吨，最后降为1300万吨，才比较接近实际，做到实事求是，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多么不易啊！且还应当看到，1959年全国钢产指标的超额完成是在"一马当先"、"全民保钢"的条件下实现的。就钢本身来说是个胜利，但就国民经济全局来说，却有失误的一面。它破坏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而钢本身也好景不长，在1961年后连续9年钢的产量都低于1959年的实际水平，最低的一年只有667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