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的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时，他认为这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要采取"革命措施"来解决。过去我们的计划管得太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石景山钢铁厂国家原定计划投资2.4亿元，建设规模60万吨钢，100万吨铁，5年完成，下放给工厂自己管理后，结果，变成120万吨钢，200万吨铁，时间两年半。这个生产力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就有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办法无非是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国有，但归工厂掌握使用。由此可见，那时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已提出要改变计划管得太死，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见解了。
1960年6月18日上午，毛主席在上海会议上做了《十年总结》的讲话。讲话中就计划和指标问题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3000万吨钢在1958年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年12月武昌会议降到2000万吨，1959年1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指标很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1个恰当的指标来。1959年4月上海会议规定了1650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做了批评。这次会议讲了要多谋善断。这个批评之所以做，是在会议召开之前两日还没有1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即5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一样，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毛主席多次强调作计划要留有余地，余地留得大一些好，在《十年总结》中，他说：1960年6月上海会议，规定后3年的补充计划，仍然存在着1个相当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1个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年周恩来同志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如此等等。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公开改正。……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毛主席鉴于高指标使我们天天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况，他在《十年总结》中从理论上阐明了主动权问题。他说：同志们，主动权是1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1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在当天下午的会上，毛主席说他写《十年总结》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如此。现在重温毛主席所讲的这段来自实践的理论概括，使我们仍然感到很亲切，并且感到获得主动权不仅对计划工作如此重要，对其他一切工作也都一样。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1个久久萦回在脑子里的问题：为什么纠正高指标这个脱离国情、违背客观经济的错误，我们党用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样多的精力，付出了那样大的代价？客观地说，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首先发现公社化、大跃进运动的"左"倾错误，其中包括高指标错误的是毛主席。从我个人的亲见亲闻，我感到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3年多时间里，毛主席集中精力纠正"左"的错误，尽管中间经过曲折和反复，总的看，他在纠正高指标的错误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表现了1个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者的风采。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1960年6月上海会议上，毛主席说，定计划要留有余地，指标低一点，努力争取超过，有什么不好！同时又说，今年的钢产量要超过1840万吨，能超过一吨也好，现在看完成2100万吨有希望。实际上当年钢产量只有1866万吨。这正是毛主席这种矛盾心理状态的一次流露。我个人认为，毛主席这种矛盾的心理同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的讲话有关。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通过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公之于世。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任务，这就是"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因而是1个重大的失误，尽管后来纠正高指标的错误做了那么多艰苦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但这只能看做是战术上的胜利。而在战略决策错误的情况下，战术胜利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欲速不达的被动局面。根本的历史教训，在于不顾国情国力而急于求成，这是值得我们全党永远记取的。